企业并购的主要法律问题——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唐清林
时间:2024-07-08 07:50:40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108
企业并购的主要法律问题——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问题
作者简介：唐清林，北京律师，人民大学法学硕士，擅长企业并购律师业务，并对该业务领域的理论研究感兴趣，曾编写《企业并购法律实务》（副主编，群众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部分章节内容的摘要。
联系方式：lawyer3721@163.com；13366687472。
上市公司的股权非常分散，我们可以将其股东大致分为大、中、小三种。大股东控制的股权最多，在上市公司的日常事务中最有发言权。中小股东拥有的股权相对较少，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和欲望也较小。此外，由于中小股东人数众多，非常分散，很难形成统一的行动和决议，再加上“搭便车”的心理，中小股东很少行使股东权利，参加上市公司的管理。他们最常用的自我保护方式就是频繁地抛售手中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票。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上市公司股权分布很不平衡，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问题更加突出。这与我国的国情密切相关。我国的证券市场的建立是为了配合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因此，大部分上市公司的前身都是国有企业。此外，由于上市公司股权存在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的人为分割，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严重不合理，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股权过度集中，国有股份所占比例过大，形成一股独大的局面。这使国有股东以外的中小股东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在上市公司并购中，由于中小股东缺乏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使得大股东主持操作一切并购过程和并购事务。作为弱势群体的中小股东经常成为并购过程的旁观者和并购结果的被动接受者。可以说，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是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延伸。
针对上市公司并购中小股东利益受侵害的问题，专家学者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法和建议，证券管理机关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规。综合起来有下面几点：
1．加大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小股东所持的股份很少，实际上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一般都由大股东控制。因此，必须加重大股东的信息披露义务，保障中小股东的知情权。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时，必须遵循三大原则：（1）充分完整性原则；（2）真实准确性原则；（3）及时性原则。在上市公司并购过程中，并购方和被并购方都要对与并购有关的重要信息向中小股东公开，禁止欺诈和误导。
2002年12月1日施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对于上市公司收购行为进行了全面规范，并将保护被收购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作为基本原则，对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的信息披露进行比较细致的规定，明确控股股东和收购人对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不得通过上市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尽快建立累积投票制度
所谓累积投票制，就是每一名股东所持有的选票数等于它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股东的名额数。股东可以将其所有选票都投给一名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将选票分别投给多名候选人。累积投票制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制度，中小股东可以集中选举力量，使一名甚至几名候选人当选董事。待选董事名额越多，支持至少一名董事当选所需的票数就越少。显然，累积投票制在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为中小股东集中力量选出自己满意的代言人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当然，这里需要众多的中小股东能团结一致，而达成这种一致的成本可能相当高。虽然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已经提出股权集中度达到一定比例的公司“应该”实行累积投票制，但是这只作为一个参考，不能强制实行。因此，我国非常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累积投票制度，在《公司法》修改中把累积投票制规定为强制性适用。
3．强制要约收购
强制要约收购是指当收购方持股比例达到法定数额时，强制其向目标公司同类股票的全体股东发出公开收购要约的法律制度。在上市公司股权日益分散的今天，收购方一般只要取得目标公司20%到30%的股份就能控制目标公司。收购方不但可以依据公司章程向目标公司自由选派高级管理人员，还可以对目标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做出决定。这使得目标公司的中小股东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失去了经营管理的权利。因此，各国证券法律都规定了强制要约收购制度。我国《证券法》也规定如果一方已取得一个公司30%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该方必须向该公司的其余股东发出全面收购的要约。
4．规范股权托管和公司托管
部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通过与收购人签订协议或者其他方式，违反法定程序，借“股权托管”或者“公司托管”之名将其所持股份的表决权先行转移给收购人，导致收购人在未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之前，已经通过控制相关股份的表决权而实际控制上市公司。这种情况下，控股股东不依法履行其控股股东职责，而收购人虽然实际控制上市公司，但是不承担控股股东的责任，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处于极不确定的状态，为收购人恶意侵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权益提供了方便。这种行为违反了《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规定。 为此，中国证监会于2004年1月7日发布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转移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在转移控制权时不得损害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得通过所谓的“股权托管”、“公司托管”等方式，违反法定程序、规避法律义务，变相转让上市公司控制权。
5．禁止董事的不当行为
为防止董事损害股东利益，董事会在接到收购要约后，应当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该要约是否公平及合理一事，向董事会提供意见，该意见及有关理由，还有董事会就是否接纳该要约而提出的建议，都要向目标公司的股东公开。这种针对董事的阳光方案可以防止董事通过黑箱操作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6．赋予中小股东承诺撤回权
一般来说，承诺不得撤回，否则要承担违约责任。由于被收购公司的中小股东处于弱者地位，在整个收购要约有效期内，或收购要约成为无条件之前，中小股东即便先已承诺出售其所持的目标公司股票，仍有权撤销该承诺。
7．按比例平均分配
如果只是部分收购，当目标公司的股东承诺出售的股票数量超过并购方拟收购的数量时，并购方应依同一比例从每位承诺股东手里购买。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并购方只与大股东联系，而忽视中小股东的利益。
8．公开要约，平等对待每一位股东
并购方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的并购要约中的每一项条件，都平等地使用于同类股权的每一个股东，真正做到同股同权。
9．完善股东会委托书征求制度
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出席股东会并表达意见是股东的基本权利。从理论上说，股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般愿意参加股东会并希望自己的意志能够影响公司的政策。但实际上，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众多且散居各地，这在客观上给股东会的召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而且，一般的中小股东个人力量有限，集体行动也存在相当困难。再加上中小股东大多有“搭便车”的心理，也不愿出席股东会。在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许多股东不出席股东会的情况下，为避免股东会流会，公司的经营者常要求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通过出具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出席股东会；而不能或不愿出席会议的股东，也希望能够由代理人行使其表决权，藉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基于这种现实，委托书的使用成为必然。
目前，中国有关委托书的相关法规有：（1 ）《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出席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并行使表决权”；（2）《公司法》第108条规定：“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3）《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5 条规定：“股票持有人可以授权他人代理行使同意权或者股票权。但是，任何人在征集二十五人以上的同意权或者投票权时，应当遵守证监会有关信息披露和作出报告的规定”。但是，以上规定还是过于笼统，缺乏操作性，有待立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10．建立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
所谓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也称为表决权回避制度，指当某一股东与股东大会讨论的决议事项有特别的利害关系式，该股东或其代理人均不得就其持有的股份形式表决的制度。
确立表决权排除制度实际上是对利害关系和控股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和剥夺，因为有条件、有机会进行关联交易或者在交易中有利害关系的十有八九是大股东。这样就相对地扩大了小股东的表决权，在客观上保护了公司和小股东的利益。
我国《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但是没有规定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而在实务中，除了公司章程有相关禁止外，利害关系股东均正常参加股东大会，并对与其有利害关系的决议按“一股一权”原则享有同等的投票权。这种状况变相地鼓励控股股东从与公司的交易中获利，因为他们既可以决定交易的内容也可以批准交易的行为。针对这种情况，中国证监会在2000年5月18日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第34条规定：“股东大会就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涉及关联交易的各股东应当回避表决。上述股东所持表决权不应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额。”这实际上确立了关联交易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但是，该条规定只是针对关联交易。至于在上市公司收购中是否适用股东表决权排除制度，有待立法的完善。
11．完善中小股东的诉权
一方面要修改完善中小股东诉讼的原有法律规定，赋予股东对董事、经理直接诉讼，另一方面还应该确立股东代表诉讼。
12．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主要是通过减持部分国有股，提升社会资本的持股比例，形成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来强化对国有大股东的制约。这是解决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最根本的办法。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只有既遂或者未遂的定罪处罚问题，一般没有大的争议，但对于既有既遂又有未遂的，如何定罪处罚，理论上和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分歧，目前已成为量刑规范化改革当中迫切需要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笔者本文略抒己见，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未遂犯罪的定罪问题
定罪是量刑的基础。只有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才能依法量刑，否则，量刑无从谈起。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而易见，这是针对构成犯罪的未遂犯而适用的处罚原则。
根据刑法的规定，是否构成犯罪，不但要符合刑法总则第十三条规定的犯罪概念中的“但书”的规定，而且要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各个犯罪的犯罪构成的规定。未遂犯罪什么情况下可以定罪处罚，什么情况下不予定罪处罚，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区别认定。
例如，就财产犯罪而言，抢劫犯罪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抢劫行为，一般就可构成抢劫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抢劫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盗窃犯罪有多种犯罪构成，对于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不管盗窃数额大小，一般也可构成盗窃罪（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未遂的情况下，也不受盗窃目标财物数额大小的影响，但对于一般的盗窃，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盗窃未遂的，只有达到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才定罪处罚；对于纯数额型的诈骗等犯罪，犯罪数额大小是构成犯罪的标准，在犯罪既遂的情况下，诈骗数额只要达到较大的起点，就构成诈骗罪，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诈骗未遂的，只有对于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定罪处罚。
由此可见，对于抢劫等行为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除外），即使在犯罪未遂的情况下，犯罪数额的大小不影响定罪；但对于盗窃（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除外）、诈骗等数额型财产犯罪，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与犯罪既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数额较大）是有区别的。以数额巨大（即数额加重犯）的定罪起点数额作为该种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起点数额标准，不仅考虑了刑法总则对犯罪未遂应当定罪处罚的基本要求，也兼顾了刑法分则对财产犯罪的数额规定的要求，而且也与刑法第十三条犯罪概念中的“但书”规定相符合。因此，相关司法解释对盗窃未遂、诈骗未遂采用以盗窃或者诈骗既遂数额巨大为定罪的数额标准，应当是比较合理的。这种标准也应当成为其他一般财产犯罪未遂的定罪标准，从而也可以为司法实践明确一个统一的标准：以数额较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一般不以犯罪论处，只有以数额巨大财物为对象的财产犯罪的未遂才应当以犯罪论处。
二、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问题
在定罪的基础上，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处罚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同观点和做法：第一种做法，仅以既遂论处，不再追究未遂的刑事责任，或者将未遂作为从重量刑情节考虑；第二种做法，分别以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定罪处罚，未遂部分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然后确定全案所应判处的刑罚；第三种做法，全案以既遂认定，依法确定应适用的法定刑幅度，之后再考虑部分未遂情节，酌情从轻处罚；第四种做法，既遂犯罪和未遂犯罪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既遂犯罪处罚。当然也不排除有应以数罪论处的观点。
首先，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是以一罪处罚还是以数罪并罚的问题。鉴于我国同种数罪不并罚的理论，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的定罪处罚显然不能采用同种数罪并罚的方法，只能以一罪处罚。除非在特定情况下（即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发现同种漏罪未判，或者又犯同种新罪）才有同种数罪并罚的可能性。据此，上述第二种做法以及同种数罪并罚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的，没有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
其次，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如何处罚的问题。对于上述第一种做法，显然可能会导致量刑失轻问题。例如，诈骗既遂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第一种做法，只能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而如果行为人只是诈骗未遂100万元，没有既遂数额，依法则要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之后再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考虑到刑法修正案（八）已明确一般不得跨幅度减刑，上述案件一般要在三年至十年幅度内量刑，两相比较，显然有失均衡。
对于上述第三种做法，笔者认为，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是两个不同的犯罪形态，把两种不同的犯罪形态合并在一起以既遂处罚，显然是不妥的。若按第三种做法，也可能存在量刑失衡问题。例如，诈骗既遂只有5000元，未遂100万元，按此种方法，即要认定诈骗数额为100.5万元，且只能在十年以上量刑，无疑失之严苛，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而且，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未遂情节只涉及部分未遂犯罪，不是一个标准的法定情节，而是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如果按未遂犯处罚原则对全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显然也没有法律依据。
笔者赞同第四种做法，“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据此，对此类案件，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在适用量刑规范化办理此类案件时，根据上述原则，应先根据既遂部分或者未遂部分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和基准刑，如果是以既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在以未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时，要考虑未遂部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因素；如果是以未遂部分确定基准刑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再考虑既遂部分酌情从重处罚。
有观点认为，对于纯数额型财产犯罪，按照上述第四种做法有理有据，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是否适用于抢劫犯罪，值得研究。笔者认为，同样适用，理论依据和法律依据是一样的。
三、部分未遂犯罪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
实践中，对于同种犯罪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的处罚问题，也存在较大的分歧。笔者认为，可区别以下两种情形处理：
（一）对于同种犯罪（全部既遂）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形。有观点认为，可以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当作部分未遂，参照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处理。笔者认为，对于这种情形，既然全部同种犯罪都达到既遂状态，就应当根据全部同种犯罪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并确定相应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只能作为酌定从宽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例如，被告人抢劫三次，均属既遂，其中，两次是未成年人犯罪，一次是成年人犯罪。量刑时，首先应根据三次既遂抢劫，确定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上法定刑幅度量刑，然后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情节，酌情从轻处罚。当然，如果在十年以上量刑明显偏重的，可以依法通过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复核程序解决。
（二）对于部分未遂与部分未成年人犯罪、部分从犯等并存的情形。笔者认为，首先要根据前述部分未遂犯罪的处罚方法确定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再考虑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等情况，决定酌情从重或者从轻处罚。具体而言，（1）对于以既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既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既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未遂部分则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2）对于以未遂部分确定法定刑和基准刑的情形，如果未遂部分具有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的，首先要适用未遂情节、未成年人犯罪或者从犯情节调节基准刑；如果未遂部分当中具有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的，首先要以未遂情节调节基准刑，在此基础上，部分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部分从犯则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调节基准刑；对于既遂部分仍然作为酌情从重处罚的因素调节基准刑。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二倍工资”的追索时效应从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算
作者：福建省福州市张涛 QQ在线咨询：175970250
2011年5月20日，程雪律师在新法规速递网中撰写的“劳动仲裁中的若干时效问题”一文中提出：请求双倍工资赔偿案件的仲裁时效也应从劳动者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而非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计算。即双倍工资赔偿期间应该是自劳动者申请仲裁之日起，向前追溯12个月，超过部分则不予支持。
在此，笔者提出不同观点：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计，请求双倍工资支付的仲裁时效应按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四款执行起算点。
在新法规速递网中的《如何正确理解第六条第二款》一文中，笔者已经阐述了对于《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立法本意和劳动者有过错情况下减轻用人单位违法成本的情形，那么实践中如果劳动者没有过错，如何更好地制裁用人单位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呢？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一书，对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第二十七条第四款的解释是这样的：
还有些劳动者为了维持劳动关系，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用人单位拖欠劳动报酬的行为不敢主张权利。如果都适用一年的仲裁期间，不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本条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已经终止的情况，则没有维系劳动关系这样的顾虑，因此本条第四款作出了“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的规定。
笔者认为，对于“追索二倍工资”和“追索劳动报酬”都存在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释义》第二十七条第四款时顾虑的问题，假设将“追索二倍工资”的时效起算点不与“追索劳动报酬”同等对待，则意味着变相逼迫着劳动者做出选择：要么追索二倍工资、面临着被用人单位今后“穿小鞋”的危险，要么放弃二倍工资的追索。
这样一来，劳动者的权益就面临着被法律侵害的风险，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有关“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民事诉讼法》有关“制裁当事人的违法民事行为”的立法目的。
另外，通过比较《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言辞描述可知，《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立法本意应当是“劳动报酬条款在‘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条件成就情况下的法定变更，变更后内容为‘原约定工资的二倍’”；另外，《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将“二倍工资”区别于“赔偿金”，也说明了这一立法精神；立法本意虽然是希望通过“增加一倍”来制裁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但是仍然将“二倍工资”全部视为“劳动报酬”。
据此,将“二倍工资”视为“赔偿金”缺乏立法本意的依据，而将“追索二倍工资”的时效起算点与一般认识下的“追索劳动报酬”等同才更加符合“立法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