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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时间:2024-05-16 08:26:58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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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湖北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加快我省全民所有制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推动企业进入市场,增强企业活力,提高经济效益,根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试行)。
第二条 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
第三条 企业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作用,继续坚持和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坚持深
化企业改革与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强化企业管理相结合,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正确处理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关系,保障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
第四条 全省各级政府要围绕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按照政企职责分开,“宏观要管好、微观要放开”的原则,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搞好服务工作。要加强对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工作的领导,突出重点,分类指导,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目标的实现。

第二章 企业经营权
第五条 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可以依法投资(合资、参股)、联营、出租、抵押、转让、拍卖。
第六条 继续坚持和完善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租赁经营责任制。要健全承包指标体系,实行内部接包与公开招标相结合,推行全员风险承包、资产抵押承包。扩大股份制,税利分流等经营形式的试点。
试行税利分流的企业,统一所得税率,实行税后还贷,免交能源交通基金和预算调节基金,税后利润可全部留给企业。
企业根据市场和经营需要选择的资产经营形式,应经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第七条 企业享有生产经营决策权。
企业有权根据市场需要,实破行业界限,自主调整生产经营范围,实行“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并可直接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企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可以一次性销售专营、专卖和国家指定单位经营的商品。
省计划部门每年对实行指令性计划的产品目录予以公布。凡下达的指令性计划,必须向企业提供相应的主要生产条件,由计划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供需双方签订合同,否则企业可以不安排生产。主要生产条件具备后,企业未完成指令性计划,相应扣减下年度的能源、物资供应计划。


第八条 企业享有产品、劳务定价权。
省对企业实行的定价认可证制度,予以取消。
省物价部门定价的产品,由省物价部门列出产品目录,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国家和省定价产品目录以外的商品,均由企业自主定价。企业提供的加工、维修、技术协作等劳务,全部由企业自主定价。任何地区和部门不得以任何借口和方式限制、缩小或干预企业的定价自主权。
企业生产指令性计划的产品,如不属于计划价格的,可按不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加合理利润自行定价;低于此价格的,应同时落实价差补贴,或实行“定点、定量、不定价”的办法解决。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并实行计划价格的,在完成计划后,超产自销部分由企业自行定价。
企业生产的国家定价产品,其价格确属不合理的,可以提出调价建议,按分管权限由物价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及时予以调整,或向上级部门报批。
第九条 企业享有产品销售权。
除国家明确规定由特定单位销售的爆炸品、军械品、剧毒化学品等产品,以及已与需方或政府指定的单位签订合同并按合同收购的指令性计划产品外,其余产品,企业有权在国内市场自主销售,不受行业和地区的限制。
企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规定由特定单位收购的产品,都应签订合同,收购单位不按合同收购的,企业有权停止生产,已生产的产品有权自行销售,并依照有关合同法规的规定,追究有关企业或单位的违约责任。
第十条 企业享有物资采购权。
企业对指令性计划供应的物资,有权要求与生产企业或者其他供货方签订合同,保证供应。不按合同供应造成损失的,企业有权向供货方依法要求赔偿。
除指令性计划供应的物资外,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或单位以任何方式的供货单位、供货渠道。
第十一条 企业享有进出口权。
企业有权在全国范围内自行选择外贸代理企业从事进出口业务,有权自行选择出口口岸和报关口岸。并有权参与同外商的谈判。
企业可以与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签订协议,挂户经营进出口业务;可以与有对外承包工程、技术和劳务合作权的企业签订协议,共同开展对外经济技术服务。
省对外经贸主管部门和外汇管理部门在分配企业留成外汇时,直接分配到提供出口产品的企业,进入企业留成外汇账户,企业留成外汇可以自行调剂,任何部门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截留企业的留成外汇。考核企业的创汇能力时,应将企业在全国所有口岸的创汇额度计算在内。
企业根据国家规定,可以进口自用的设备和物资。外贸企业和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通过易货贸易换回的商品,可以在国内自行销售。超经营范围的商品,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后,企业可以自主销售。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经省有关部门批准,可按一次审批、一年内多次有效的办法,办理出国人员手续。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在获得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和出口退税等方面,享有与外贸企业同等的待遇。
企业可通过组建集团,增强创汇能力,申请取得进出口经营权。
第十二条 企业享有投资决策权。
企业自行筹措的资金,包括企业留用资金,企业之间的融通资金(不含计划信贷资金),企业内部职工自愿集资的资金,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制企业以法人持股和在内部职工中发放股权证筹集的资金等。
除国务院、省政府公布的产业政策中限制发展的产业和产品外,凡自筹资金落实、资金来源正当、能自行解决生产配套条件的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由企业自主立项;在报同级政府主管部门备案,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验资,并出具证明后,依法办理有关手续,自主决定开
工,不受投资规模和投资限额管理办法的限制。
除国务院、省政府确定的项目外,企业有权拒绝执行非自愿的投资立项决定。经政府有关部门审批后,企业可在境内发行债券和使用境外贷款。
第十三条 企业享有留用资金支配权。
企业留用资金,包括企业上缴利税后留下来归企业使用的资金,企业固定资产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工业产权和非专利技术转让他人按规定留给企业的资金,国内外单位和个人赠送、奖励给企业的资金,以及其它规定留给企业自主使用的资金。
企业以留利安排生产经营性建设项目或者补充流动资金的,经企业申请,由税务部门批准退还企业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企业用留用资金投入完成的技术改造项目,其所增利润仍按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
的意见》执行。
企业留利中各项基金的比例和用途,由企业自主决定,报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按照国家统一制定的有关固定资产折旧规定,企业有权选择具体的折旧办法和折旧率,其固定资产综合折旧率可在原基础上适当提高。企业折旧基金必须全部用于发展生产。
企业可以从销售收入中提取1-2%的基金,专项用于新产品开发。实行承包制的企业,在评价企业经济效益时,按规定提取的新产品开发基金和增提的的折旧费,均视同上交,但不抵上交任务。
对企业留用资金,任何部门和单位都不得无偿调拨;企业不得以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抵交承包任务。企业在完成承包上交任务和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可以自主决定加速折旧、提高新产品技术开发费和增补流动资金的提取比例;可以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按重置价值计提折
旧和大修理基金。
第十四条 企业享有资产的处置权。
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按照“等价、有偿”的原则,对由企业支配的一般性在用固定资产和闲置固定资产,可以依法自主决定以出租、抵押或者拍卖等方式进行有偿转让,废止现行报批制度,改为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的关键设备、成套设备、重要建筑物的抵押和有偿转让,需报同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
企业资产出租、有偿转让、抵押的对象可以是全民、集体、私营或个体企业,也可以是经批准的外商投资企业。
企业处置生产性固定资产所得收入,全部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任何部门不得平调其资金。
第十五条 企业享有联营、兼并权。
鼓励企业按“自愿、有偿、互利”的原则,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其他企业联营,也可以入股、兼并、合并,发展各类企业集团及其他组织形式。集团中的松散层企业,可以同时参加多个企业集团。企业兼并享受国家有关资产转让、债务清理、信贷和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第十六条 企业享有劳动用工权。
企业有权自主编制劳动用工计划,报劳动部门备案。劳动部门不再向企业下达指令性劳动用工计划和招工指标。招工时间、条件、方式、数量,均由企业自主决定;但企业从农村招收合同制职工,仍应经劳动部门批准。企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自主制定招工简章,委托劳动部门以及
职业介绍机构组织招收,也可以在劳务市场自行组织招收。企业用人应当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企业有权拒绝接收任何组织或个人安排的不符合企业需要的人员;法律和国务院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企业有权决定用工形式,但无论实行何种用工形式,企业都应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企业有权依照国家法规和企业规章制度的规定解聘、辞退、开除职工。
打破企业职工的所有制界限,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化管理,积极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企业,原是固定职工的,身分和待遇作为档案保留,按国家有关文件精神给予本人标准工资15%的工资性补贴。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之间的流动,不受身份界限的限制,流动后其
身份按接收企业的用工办法确定。
在定员定额基础上,企业可以实行“在岗、试岗、待岗、离岗”制度,通过考试、考核,择优上岗,竟争上岗,在动态中实现劳动组织合理化。职工提前退出厂内岗位休养的年龄,应在距法定退休年龄五年之内,根据本人申请,由企业确定。厂内退养待遇可比照退休待遇标准。
企业中的富余人员,应按照企业自行安置为主,社会帮助就业为辅,保障富余人员基本生活的原则,拓展多种经营、组织劳务活动、发展第三产业、综合利用资源和采取其它措施,安排富余人员。政府主管部门和劳动部门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开辟安置企业富余人员的社会渠道。企业为
安置富余人员而兴办的独立核算企业,可以享受有关税收的优惠政策。
企业富余人员待后申请自谋职业,资金确有困难的,经当地县以上就业服务机构核准,可将其待业救济金一次付给本人。
被企业辞退、开除、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到县以上就业服务机构办理待业登记后,待业保险机构和劳动部门要给予一定的待业救济金和提供再就业的机会。
第十七条 企业享有人事管理权。
企业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自主聘任(聘用)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政府授权部门只管企业法定代表人,其他人事管理权由企业自主行使。
除部分大型企业外,有条件的企业书记、厂长(经理)可由一人兼任,允许企业行政领导与党组织负责人交叉兼职。凡符合条件,胜任职务的经营者,不受任期届数的限制,可以连续任职。
企业在内部打破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工人身份界限。对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实行聘任制和考核制,做到公平竞争,择优选拔,能上能下。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聘任(聘用)后,要与企业签订聘任合同。
企业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决定任免;除部分大型企业外,企业副厂级行政管理人员由厂长(经理)提名,征求企业党组织意见后,由厂长(经理)决定任免,报政府主管部门备案。
对国家和省统一分配的大中专毕业生、研究生,可以聘用为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也可以安排其它工作,工资福利待遇按有关规定执行。聘用满两年后,再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表现,决定是否续聘。
企业有权设置在本企业内有效的专业技术职务,其待遇由企业自主决定。
企业有权在省外、境外招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其中确有专长的,经有关部门批准,可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十八条 企业享有工资、奖金分配权。
企业可在劳动部门和财政部门一次性核定工资总额基数后,按照工资总额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经济效益(按实现利税计算)增长幅度,职工实际平均工资增长幅度低于本企业劳动生产率(按净产值计算)增长幅度的原则(简称“两低于”原则),自主确定工资总额,不需每年报批,只
报同级劳动部门备案,接受监督;企业也可按照规定的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办法确定工资总额,报劳动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未实行上述办法的企业可实行工资总额包干的办法,工资总额由劳动部门和财政部门审核。
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本企业的工资制度、工资标准、工资形式和奖金分配办法。
实行按“两低于”原则确定工资总额和工效挂钩的企业,工资调节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仍按一九九二年五月五日省人民政府《关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把企业推向市场的通知》执行。企业经销人员实行工资、旅差费、补助费、业务费和奖金合为一体的,在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时,扣除
旅差费、补助费、业务费。
企业有权对有突出贡献的职工实行重奖。
第十九条 企业享有内部机构设置权。
企业厂长(经理)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自主决定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企业内部机构可以不搞党政分设。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提出的设置对口机构、规定人员编制和级别待遇的要求。法律另有规定和国务院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任何地
方和部门不得把企业是否设有对口机构和配有专职人员,作为考核、评比、达标、拨付经费的条件。
改变企业和企业管理人员套用行政级别的做法,企业不定行政级别。凡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要向企业传达的,按企业党的基层组织设置情况或企业类型发文明确传达范围。
第二十条 企业享有拒绝摊派权。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物力、财力。各地区、各部门对收费、罚款要严格按照有关法规和省政府公布的目录执行;集资按省政府批准的项目和办法进行,并要加强监督。企业对摊派行为,可以向审计、监察等政府部门检举或投诉,要求作出处理。
除法律和国务院有规定的外,各地、各部门、各社会团体停止对企业的检查、评比、评优、达标、升级、鉴定、考试、考核。如有违反,企业有权要求政府监察部门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给予处理。

第三章 企业自负盈亏的责任
第二十一条 企业是承担自负盈亏责任的主体。厂长(经理)作为法定代表人,对企业盈亏负有直接经营责任;职工按照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对企业盈亏负有相应责任。
第二十二条 企业必须建立分配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
企业工资总额,应包括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以及其他工资性收入。取消工资总额以外的一切单项奖。
要完善现有工效挂钩办法,实行总挂总提,工资总额在成本中列支。
企业的工资调整方案和奖金分配方案,应提请职工代表大会审查同意后执行,并自觉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厂长(经理)晋升工资,应报同级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企业违反本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应予制止和纠正,限期扣回不当收入。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建立工资储备基金。每年从工资总额的新增部分中提取10%的数额,作为企业工资储备基金,专款专用。工资储备基金累计达到本企业一年工资总额的,不再提取。企业工资储备基金由企业自主管理,任何部门不得干预。
第二十四条 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应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在企业财产保值、增殖的前提下,根据企业当年实现利税和同行业平均水平,合理确定厂长(经理)的收入水平;全面完成任期年度内主要经营指标的,厂长(经理)工资性年收入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均收入的一至二倍
;全面完成任期年度内主要经营指标,并达到全省同行业先进水平的,厂长(经理)工资性年收入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均收入的二至三倍;全面超额完成任期内主要经营指标,并达到国内同行业领先水平的,厂长(经理)工资性年收入可高于本企业职工年均收入的三于五倍。实行工效挂钩
的企业,凡没有新增效益工资的,不得增提厂长(经理)的工资收入;企业职工工资水平下浮的,厂长(经理)的工资收入应同比例下浮。企业厂长(经理)工资收入从工资基金中列支。
企业连续三年全面完成上交任务,并实现财产增殖,由政府主管部门对厂长(经理)、厂级领导人员给予相应奖励。亏损企业的新任厂长(经理),在规定期限内,实现扭亏增盈目标的,政府主管部门应给予厂长(经理)、厂级领导人员相应奖励,企业内部的奖励由企业自主决定。
各级政府应建立厂长(经理)奖励基金,政府对企业厂长(经理)的奖励,从厂长(经理)奖励基金中解决,不得在企业工资基金中列支。
第二十五条 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企业,如无国家税种、税率、产品价格等重大调整因素,以及不可抗拒的灾害等影响,而没有完成承包上交利润的,应以企业风险抵押金、工资储备基金、留利等补交。
第二十六条 企业为实现政府规定的社会公益目标或者生产指令性计划产品,由于价格过低而形成的亏损,属政策性亏损。对政策性亏损产品,物价部门应予调整或者放开产品价格,不能调整或放开产品价格的,给予财政补贴;采取上述措施后,企业仍然亏损的,作为经营性亏损处理

第二十七条 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造成的经营性亏损,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人员和职工应根据责任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
企业一年经营性亏损的,应适当核减企业工资总额。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不得领取奖金。
企业当年经营性亏损额达到企业资产总额40%以上的,或者连续二年经营性亏损,其亏损额继续增加的,除核减工资总额外,还应根据责任大小,降低厂长(经理)、其他厂级领导人员的工资,职工不得发放奖金。政府主管部门还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对企业领导班子进行必要的调
整,对有关人员作出降职、免职等处分。被降职、免职的厂级领导人员两年内不得调离本企业,更不准易地任职。
对《条例》施行前企业长期积累的亏损或潜亏,经清产核资后,按有关规定处理。财政、税务、银行等部门,还应采取扶持政策和措施,帮助企业扭亏,减轻包袱。对扭亏无望、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
第二十八条 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财政税收和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实反映企业经营成果,不得采取做假账等方式造成利润虚增或虚盈实亏,确保企业资产的保值、增殖。
企业应当依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资产负债和损益考核制度,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表,报财政部门审批。有条件的企业,经省财政部门批准,可按国际惯例编制企业财务会计报表,经登记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审查后,报财政部门审定。
企业必须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准确核算成本,足额提取折旧基金、大修理基金、新产品技术开发费和补充流动资金。有承受能力的企业,可实行加速折旧,提高新产品技术开发费和补充流动资金的提取比例。对以不提或少提上述费用,少计成本或挂账不摊等手段,造成利润虚增或
虚盈实亏的,财政部门应责令企业用留用资金补足;劳动部门应责令企业扣回因虚增利润而提取的工资总额;政府主管部门应视企业违规情况,对企业经营者和主要责任人给予适当的经济处罚和行政处分。

第四章 企业的变更和终止
第二十九条 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时,凡涉及取消法人地位和转让经营权的,在调整之前,应由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事务所,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等财务账册进行验证,按实际结转。对跨所有制之间的调整,依照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规定办理。
第三十条 企业可以通过合并、兼并、参股、控股、承包、租赁等形式,组建和发展企业集团。企业集团的组建由省有关部门审批。对跨地区的企业集团实行统一经营、分利润、分税收、分产值等办法。对有条件的企业集团的紧密层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
第三十一条 企业停产整顿期间,财政部门应准许企业暂停上交承包任务,企业与原发包方办理承包终止协议,同时签定停产整顿责任状。银行应准许企业延期支付贷款利息,不得加罚息。在停产整顿期间,企业职工工资用企业历年结余的工资储备基金发放,如有不足,可申请待业保
险金,以保证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停产整顿期间,企业不得以任何理由发放奖金。
第三十二条 企业可以自主决定兼并其他企业。企业兼并要坚持有偿的原则,企业被兼并应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被兼并企业的职工由兼并方接收,报劳动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对资不抵债的被兼并企业,只要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条件,可先破产,在清算资产、重新确立债权债务
后,再实施兼并。被兼并企业的债权债务由兼并企业承担。兼并企业可与债权人充分协商,订立分期偿还或减免债务的协议。对有利于省重点发展行业和发展产品的兼并,政府有关部门应予扶持。财政部门应根据兼并企业实际,酌情核减其上交利润指标。被兼并企业原欠的债务,经银行批
准可停减利息;被兼并企业原拖欠的利息,可向银行申请适当减免。
第三十三条 企业依法解散,由政府主管部门指定成立清算组负责清算。企业设备可进入产权市场或设备调剂市场出售;原辅材料、产品可委托市场拍卖;土地和地面建筑物应办理有关有偿转让手续。上述收益除支付职工的工资、福利费、社会保险费、交纳税金和清偿债务处,余留部
份专项用于结构调整,不得挪作它用。
第三十四条 企业破产申请,依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由企业或债权人提出,法院审理,按法院宣布的裁决结果清偿债务。
企业破产后,在支付债务款项前,按有关规定提取企业职工的安置费。凡接受破产企业财产,接纳破产企业职工的企业,可享受兼并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三十五条 解散企业的职工,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安置,政府主管部门因特殊情况不能安置的,由待业保险部门发放待业保险金,职工可自谋职业。
破产企业的职工,依据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由同级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妥善安排。其他企业和单位接纳破产企业职工的,应将提取的职工安置费转交接纳企业和单位;职工自谋职业的,应给予一定的补偿费或扶持费。未被接纳或不愿自谋职业的职工,在待业期间由同级劳动部门接纳
,按有关规定支付职工待业保险金。

第五章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第三十六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依法对企业进行协调、监督和管理,为企业提供服务,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
第三十七条 企业内的国家投资及其增殖形成的资产,依据法律和国有资产管理法规认定属于全民所有制的资产,为全民所有财产。
县以上各级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和实体化的资产经营组织。
第三十八条 为确保企业财产所有权,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分别行使下列职责:
(一)政府主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确定每一年度企业国有资产保值、增殖指标和收益指标,并予考核,监督落实;政府主管部门和审计部门,负责审计审核企业年度资产负债和损益情况,对承包期满的企业进行全面考核审计。
(二)政府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负责确定国家与企业之间财产收益分配方式、比例或者定额,合理核定企业上交利润。
(三)政府主管部门和计划部门,负责决定和批准限额以上的企业生产性建设项目。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由企业自主决定的投资项目除外。
(四)企业的设立、合并、分立、终止、拍卖,企业提出的被兼并和破产申请,由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五)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审批企业财产的报损、冲减、核销,关键设备、成套设备、重要建筑物的抵押和有偿转让,组织请算和收缴被撤销、解散企业的财产。
(六)经委和人事部门、政府主管部门,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决定或批准对厂长(经理)的任免和奖惩,负责对厂长(经理)进行培训教育。
(七)经委、政府主管部门和财政、银行等部门,应帮助企业筹资、融资,协助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政府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帮助企业制定财产管理制度,并对执行财产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依法对企业进行经济合同管理。
第三十九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建立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和经济有效运行的宏观调控体系。
(一)搞好国民经济总量的综合平衡,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和良性循环;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引导生产力合理布局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二)综合运用国家制定的利率、税率、准备金率、汇率、贴息等经济杠杆,调整利益分配结构,调控和引导投资方向和企业行为。
(三)根据国家产业政策,掌握市场变化情况,定期公布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发展的行业及产品目录。
(四)制定企业财务、成本、会计、折旧、税收征管、国有资产管理、劳动人事、分配等方面的管理规章,指导企业建立和完善经营管理制度。
(五)帮助企业开展技术协作和技术培训,组织鉴定重大科技成果,加强信息咨询服务。
第四十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以发展生产要素市声为重点,全面推进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在继续发展各类商品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建立较高层次的农产品、生产资料批发市场和期货市场。组建和完善钢材、建材、木材、煤炭、机动车、机电设备等交易市场和综合物资交易中心
。建立劳务、人才交流市场,承担企业招工、人才交流、职业介绍、待业人员培训等任务。建立和发展跨地区、跨系统的资金市场。增加债券种类,扩大发行数量,搞活流通转让。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发挥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企业技术人才优势,大力发展技术市场,推动技术和经济领域
转移,发展一批具有不同功能的技术市场中介组织。发挥全省现有信息网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信息机构,建立健全覆盖全省、沟通国内外的信息市场体系。
第四十一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制度。
养老保险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相结合。企业按政府规定的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基本养老保险费;企业在完成生产计划和上缴税利的情况下,可以为本企业职工补充养老保险,所需费用从企业自有资金中的福利基金和工资储备金中提取;
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由职工自愿向社会保险管理机构投保。养老保险金的发放,由企业代为发放改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直接发放。
待业保险要按照有利于促进流动、有利于保障待业职工基本生活的原则实施。企业按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向当地县级以上待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待业保险金。待业保险经办机构应及时发放待业保险,并组织进行就业训练和开展生产自救。
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实行多方筹资、风险共担;建立有效的医疗费用控制机制,保证基本医疗,合理地利用医疗卫生资源;建立统一的各级医疗保险管理机构,发挥管理、协调、监督等综合功能;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制度。
积极支持企业参加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建立健全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各级劳动部门和工会,应对女职工享受的生育保险待遇基本权益实施监督检查。
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社会保险实行政事分开,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从宏观上进行政策、制度、标准管理,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社会保险业务,承担资金保值增殖的责任。
第四十二条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采取下列措施,为企业提供社会服务:
(一)尽快分离目前企业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发展和完善与企业相关的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包括各种生活设施、教育、通讯、交通、医疗、文化活动场所的建设,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
(二)建立和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职业介绍所、技术转让交易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闲置资产交易所和各种信息、咨询服务机构等社会服务组织,充分发挥它们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居民之间的桥梁作用。
(三)完善劳动就业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各种类型的职业介绍机构,扩大服务范围和功能,加强劳务信息工作,沟通劳动力供需渠道,为企业介绍劳动力,提供用工指导和职业咨询服务。加强就业训练,提高培训质量。巩固和发展劳动就业服务事业,搞好待业职工的组织管理。
(四)健全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完善仲裁员、仲裁庭制度,妥善处理劳动争议,指导和监督企业按照法定程序辞退、开除职工和解除劳动合同,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政策法律咨询服务,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劳动争议调解制度。
(五)支持企业将所属医疗、托幼、食堂、房管等福利型机构,逐步转为经营实体,并在税收、贷款、注册登记等方面给予优惠。

第六章 法 律 责 任
第四十三条 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条例》第四十七条所列行为之一或本《办法》(试行)规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上级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由同级机关或上级有关机关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留用
察看和开除等行政处分,同时给予通报批评;致使国家和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企业违反《条例》第四十八条所列行为之一或本《办法》(试行)规定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或逾期不改,给国家和企业利益造成较大损失的,由政府有关部门对企业主要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分别追究行政责任和给予经济处罚,并依法对企
业有关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情节特别严重,给国家和企业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阻碍企业领导人员和各级管理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或者扰乱企业秩序,致使生产、经营、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由企业所在地公安机关给予治安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试行)原则适用于湖北省境内的地方全民所有制交通、邮电、能源、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物资、农林、水利、科技等企业。中央在鄂企业可参照执行。股份制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及政府有关文件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试行)发布前,省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规章和其他行政性文件的内容,与本《办法》(试行)相抵触的,以本《办法》(试行)为准。
第四十八条 本《办法》(试行)由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解释;省经济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对本《办法》(试行)的施行负责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本《办法》(试行)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3年3月8日
中国民间资本大变局的经济法分析:理论及实证的视角 

  ——以“炒房热现象”为分析平台 

  李华振 袁建伟 

  本文原载(京)《中国商人》杂志2004年第11期 

  【内容提要】一场由温州发源的、正席卷全国的、最终影响整个中国民间资本的大变局拉开了序幕。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是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研究今天的温商之繁荣,应参照中国古代的徽商之历史镜像,必须认真分析徽商的兴衰成败之轨迹。过度炒房的危险之处在于可能沦落为不思进取的食利阶层,丧失中国入世之后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的机会。作为一种市场化取向的行为,炒房热也会出现市场失灵,应引导它向正常方向发展,用有形之手去弥补无形之手的失灵。 

  【关键词】市场失灵;中国民间资本;炒房热;温商;徽商;适度干预 

  背景资料:炒房热现象亟待学术研究 

  近年来,温州商人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上掀起了又一股冲天大浪,突出表现为“温州炒房热”的一再升温,温州炒房团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万众焦点。从学术的视角,我们不得不关注如下问题: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温州炒房热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经济规律? 

  ——它会不会重蹈中国古代曾经同样繁盛一时的徽商之覆辙? 

  ——徽商会不会成为温州民间资本的历史镜像? 

  ——变局是不是意味着结局?作为目前中国民间资本样板之一的温州资本,下一步将何去何从? 

  ——它将在何种程度上改写中国的民间资本格局? 

  ——作为对国民经济的总量进行宏观调控的经济法,该怎样对炒房热作出何种法律回应? 

  ——对此,政府经济行为应遵循怎样的规制原则? 

  ——……?等等,透过这些问号,我们将看到以温州为代表的中国民间资本怎样的深层动向? 

  打个形象的比喻,熟悉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七伤拳”和“一阳指”,前者是一种危险的武功,既能伤人,也会伤己,而且会伤得极深(七脏俱伤);后者则是把全身的功力都集中于一点(指头上),以一点发力而致胜。温州民间资本倾尽全力向房地产市场进军,这到底是既伤人也最终伤己的“七伤拳”,还是全部功力集于一点之上的“一阳指”?  

  理论解析:变局背后的深层是民间资本战略转移遭遇瓶颈 

  温州商人的经商风格与广东商人的风格迥然不同,十年前,当广东商人在深圳玩股票时,温州人不为所动,连近在家门口的上海股市里都难得见到温州人的身影。那时,温州人在埋头干实实在在的实业,从全国最大的水货制造基地到全国最大的精品制造大本营,温州商人的每一步都没离开轻工制造业,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实业。 

  正是这种实打实的精神,造就了温州经济的一枝独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股市进入“冰河时代”,以玩股票而发家的广东等地的民间资本迅速缩水,而温州民间资本由于本来就与股票的关系不大,因此没有受到中国股市波动的太大影响,仍然持续坚挺,并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超过了全国所有的其它地方。 

  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温州炒房团”而不是“深圳炒房团”或“上海炒房团”之类。因为在这个时期——在这个股市低靡的时期,只有温州人手里还有大把大把的闲钱(闲置资本),而其它地方的民间资本却因为缩水而手头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总觉得钞票越来越难赚”,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游资去全国各地南征北战地炒房了。 

  这不可避免地又牵扯到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温州的这笔巨额民间资本为什么不继续投入到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中去?为什么不投向其它领域?为什么这么集中地把赌注几乎全押在了炒房上? 

  要回答这连续的三个“为什么”,必须从经济学上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经济规律。我们会发现:这是由于温州民间资本的战略转移遭遇了瓶颈! 

  第一,若继续投向轻工制造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由于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已达到近乎饱和,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达到了规模效益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之后,再向轻工制造业扩大投资就显得失去了必要,已经不再符合经济原理。 

  第二,若投向重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则温州明显缺乏产业基础,不象东北那样有深厚的重工业基础,而且,由于国家现在实施“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温州在政策扶持上也无法与东北相比。这条路似乎行不通。 

论联合国公正审判标准与我国刑事审判程序改革

2000年12月18日 14:28 樊崇义

公正审判是各国刑事审判制度的最佳价值选择,也是有人类历史以来,关于法院审判问题中的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审判是否公正,怎样才能作到公正审判,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是极为广泛的,它包含着政治、思想、文化、法制各个方面的背景和理念,仅就刑事审判理论而言,所谓公正审判,也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本文仅就审判程序公正的理论、标准和中国为公正审判的改革问题加以探讨。
一、审判程序公正的产生及其历史发展

审判程序是国家审判机关制作司法裁决所必须经过的步骤、顺序和手续的总和,即法官对某一刑事案件作出裁判的全过程。它包括诉讼的提起、受理、开庭、调查、辩论、评议、判决等一系列有着内在联系的阶段。为了建立一种法治秩序,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对这些程序和阶段,世界各国毫无例外都经历了一个从愚昧、野蛮走向文明的曲折过程。

程序公正根植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论。自然正义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的自然法理论,早在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时期,自然正义作为一项程序公正标准,已成为自然法、万民法和神判法的主要内容。在当时,为了实现自然正义,在审判程序上“有两项基本要求:(1)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nemo
iudex in parte sua);(2)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audi alreem
partem)”(注:陈瑞华著《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55页。)。

近代和现代程序公正观念产生和完善于英国法,并为美国法所继承的“正当程序”(dueproces)思想而形成和展开的。其思想体系可追溯到1216年制定的英国大宪章。正当程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354年爱德华三世的时代。原来这一概念的本意是指刑事诉讼必须采用正式的起诉方式,并保障被告人接受陪审裁判的权利,后来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即凡是剥夺某种个人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权、陈述权和倾听的权利,进而形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注:松井茂记《非刑事程序领域的正当程序理论》(一),《法学论从》,1064号,1980年,第21页。)

正当程序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是美国联邦宪法所确立的。根据美国《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正当程序的中心含义是指:“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有权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庭审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注:《布莱克法律辞典》第五版,“正当法律程序条”。)美国学者认为,正当程序不仅体现了公平、正义、合理等基本理念,而且更是正义对法律程序的要求。因此,正当程序其实质就是以公正为价值取向的。

正当程序观念产生和发展于英美法中决非偶然,除了有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外,在诉讼文化的发展上,其直接原因有三:一是在刑事诉讼的结构方面,英美法采取由一般市民组成的陪审团,当事者双方在他们面前以对决的方式相互提出证据、进行辩论,胜负则由陪审团判定的审判模式,陪审团的评议不提示理由,只给出结论,其性质就像“神的声音”那样拥有绝对的权威,(注:田边公二(日)《民事诉讼的动态与背景》,1965年版,第28页。)在这种诉讼结构下,结果是否真正合乎客观真实无从检验,只能由审判程序的正确来间接地支持结果的公正性,程序的公正与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二是先例拘束的判例原则,即在无数过去已经审判过的案件中,找出与现在审理的案件相类似的先例,对眼前的案件作出同样的处理,相对于陪审团只是对案件的真实与否加以认定而言,先例拘束原则是关于案件的法律适用的法理。由于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案件,所以,在贯彻先例拘束原则时,双方当事人的参与,特别是律师尽量要找出有利于己方的先例,并通过辩论说服法官。在这种诉讼结构中,辩论的技术与程序就具有重大意义,审判程序公正就显得十分重要;三是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在英美法中衡平法发展的背景,也成为正当程序产生和发展的又一直接原因。衡平法发展的背景在于当事者无法掌握能够适用于自己案件的法原理,所以只能提出救济手段,法官能够考虑一切事实情节,作出任何可能认为是合适的决定。可是,在这里保证裁判结果“正确”的仍然是程序。当然,衡平法经过长期的发展,也逐渐形成了实体法原理,但今天的英美法中仍遗留着衡平法自由裁量的传统作法。(注:关于正当程序形成的三个直接原因的分析,参见日本谷口安平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第4—5页。)从对上述三种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程序的决定意义,即审判程序公正与否,是裁判公正的决定因素。

产生和发展于英美法中以审判程序公正为主要内容的正当程序原则,到了20世纪逐步扩展为世界多数国家所公认的基本人权保障标准,并且以联合国的法律文件所确立。从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宣布的《世界人权宣言》,到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颁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再到1984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39/46号决议通过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一系列法律文件,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公正审判的国际性准则。这些准则反映了刑事审判程序改革的大趋势,也是司法现代化的必备条件,更是人类走向文明的共同财富。
二、审判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

审判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内容的形成和完善,在人类的诉讼史上也有一个过程,它经历了一个逐步认识、逐步完善、逐步认同的过程。从古罗马时期的自然正义的两项基本要求到近现代英美法中程序公正的理念和正当程序原则,再到联合国大会多数成员国所通过的一系列法律文件中关于司法程序现代化的规则,这一历史的足迹,已充分地证明人类社会在发展,法制在完善,审判公正的标准在提高。美国学者戈尔丁对“自然正义”原则的两项基本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和审判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根据时代的要求,把它扩展解释为九项标准:(1)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2)结果中不应包含纠纷解决者个人的利益;(3)纠纷解决者不应有支持或者反对某一方的偏见;(4)对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均应给予公平的关注;(5)纠纷解决者应听取双方的论据和证据;(6)纠纷解决者应只在另一方在场的情况下听取另一方意见;(7)各方当事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机会来对另一方提出的论据和论据作出反应;(8)解决的诸项条件应以理性推演为依据;(9)推理应论及所提出的所有论据和证据。戈尔丁还认为:坚持上述公正标准的依据有二:一是公平能够促进争端的真正解决,而不是简单的了结;二是确保诉讼各方对整个司法审判制度产生信任,而没有这种信任,这些法律制度将无以复存。(注: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241页。)

美国联邦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把美国联邦宪法第一条至第十条修正案中所包含的程序保障的规定,都直接视为程序公正的标准。可概括为:(1)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2)由犯罪发生地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审理;(3)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受两次生命或身体危险;(4)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5)获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6)被告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7)以强制手段取得于被告有利的证据;(8)与对方证人对质的权利;(9)不得科以过多保释金和过重罚金;(10)不得科以残酷和非常刑罚;(11)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12)获得法律平等保护等等。(注:戈尔丁《法律哲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40—241页。)

当今世界关于审判程序公正的国际标准,集中体现在联合国所公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的规定之中。主要包括:(1)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面前一律平等;(2)在判决时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3)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4)凡被指控的人有权获得被告知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5)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选择律师,以获得辩护;(6)受审时间不被无辜拖延;(7)被告有权出庭受审并亲自为其辩护,或由他选择法律援助进行辩护;(8)控、辩双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询问和质证;(9)免费获得译员帮助;(10)对受审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1)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特殊程序;(12)凡对判决有罪者,应有权上诉并进行复审;(13)错案有权获得纠正并赔偿;(14)一事不再理,即任何人已依一国的法律及刑事程序被最后定罪或宣告无罪者,不得就同一罪名再予审判或惩罚。(注: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1—10条。)

对于上述审判程序公正的标准,已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而且成为大多数国家实现公正审判,改革审判程序的奋斗目标,因此,本文称之谓国际标准。但是,这些标准形成和认同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要不断革新,必然要遇到思想或观念上的阻力,所以,转变观念是对国际标准认同的关键。我们在研究这些国际标准时,还应该看到,大千世界,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对于上述标准的承认和接受还有所不同。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就刑事审判的现代化和司法改革的大趋势,上述标准并非最高标准,也并非难以实现的标准。笔者认为,经过努力,创造条件是完全可以达到的,1996年3月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可以说在许多制度和程序的修改中,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国际标准。另外,这些标准还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它的具体实施,完全可以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惯,根据本国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加以开拓和发展,以实现刑事审判最高、最佳的价值目标——正义。
三、中国为公正审判所进行的改革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历史上,“法”被认为是统治者的工具这种理念占主导,在这种观念中,“重实体轻程序”的作法颇为盛行,因此,审判程序公正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真正迈开改革的步伐,笔者认为,还是在“文革”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典的诞生,揭开了公正审判的新篇章。1996年3月对第一部刑诉法典的修改,使我国在刑事审判程序公正的道路上逐步接近了国际标准。当然,改革的步履是艰难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正处于发展之中,有些在国际上通用的程序公正的标准,结合我国的情况,还要积极地创造条件,才能得以认同和实施。即使已经为立法所确定的一些内容,其贯彻落实还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还存在一个实施难的问题。随着我国民主与法制的不断深入和发展,这些问题会不断得以解决,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标准,定会在中国大地开花结果。现将近年来我国为公正审判所进行的改革归纳如下:
(一)改革庭审结构,保证法庭居中裁判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这一规定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广泛,它包括所有的人在法院面前一律平等,司法独立,庭审中控、辩、审的法律关系,审判公开进行,以及在审判程序上作到公正等等。但其中之关键在于改革庭审中控、辩、审三种职能的诉讼法律关系,保障法院居中公正裁判。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抓住了这一关键,对原刑诉法所确立的审判模式,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削弱了职权主义那种纠问式审判的影响,使法官居于中立地位,以保障公正裁判。其具体措施有:一是改革了法院的庭前审查程序,以消除法官对案件的主观预断。我国原刑诉法第108条所规定的关于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接受和审查程序,要求人民法院在开庭前进行实体审查,这种实体审查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形成“先定后审”、“先判后审”,架空了庭审程序,使审判程序的公正性失去了法律保障。1996年3月修改的刑诉法,总结了十多年来的审判经验和教训,对照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顺应大陆法系诸国关于庭前预审程序改革的大趋势,加大了改革力度,把实体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改变了原来向法院移送原卷和全卷的作法。例如,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判以前,只能接触到起诉状、证据目录、出庭的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照片等四种材料,这种带有程序性的审查方法,就限制了法院未审先断,先判后审的主观主义作法,为法官公正审判提供了程序上的前提保障。而且在庭前审的结果上,修改后的刑诉法也取消了原刑诉法庭前对人民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的作法,凡是起诉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符合上述开庭条件的,全部开庭审判,不再搞互相扯皮,久押不决,久押不审的侵犯人权的作法。二是在法庭审判中,对被告人的审讯,对各种证据的核查,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辩论等等,加强了控、辩双方的作用,促使法官居于中立地位,听证审证,作到兼听则明。我国原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调查程序,对被告人的审讯和各证据的核查,都是以审判人员为主,用纠问的方法进行的,而且对于控、辩双方产生矛盾和疑问的事实和证据,没有专门设置?席辩论程序。修改后的刑诉法一改这种纠问式的审理方法,如第155条规定,以公诉人为主审讯被告;第157条规定,由公诉人、辩护人向法庭出示各种证据,而且还可以辩论,加强了庭审中的抗辩性,审判人员在双方的抗辩中查明事实真相。三是把人民法院法庭前对证据的调查权,改革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对控、辩双方有疑问的证据,再宣布休庭,进行调查。原刑诉法第109条把人民法院对证据的勘验、检查、搜查、扣押和鉴定的权力,作为庭审对案件审查的一种调查措施,这种作法必然导致未开庭先查证,容易形成先入为主。为了保证法庭中立而公正审判,修改后的刑诉法,把人民法院对疑难证据的勘验、检查、扣押、鉴定和查询、冻结的调查权,放在法庭审理的过程中,把这种调查权建立在控、辩双方举证、出证的基础上,而且立法还把它限制在有疑问的证据范围之内,进行调查核实。这一改革措施,显然是把法官放在居中的位置上,既有利于解决双方的矛盾和疑点,又有利于法官保持中立而公正地裁判。
(二)改革审判组织,促使法院独立审判

法官独立是公正审判的一项重要的国际标准,这一标准为联合国许多法律文件所规定。我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传统,实行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为了贯彻落实独立审判,在法院必须实行法官独立审判,我国在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重新调整和理顺了法院内部各审判组织的关系,使人民法院审判案件的基本组织——合议庭,有职有权,排除干扰,保证公正审判。原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合议庭独立地审理和判决案件的权力,在执行中合议庭、院庭长以及法院内部的审判委员会,三者的诉讼法律关系不分明,常常出现“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错误作法。为了改变这种作法,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49条明确规定:“合议庭审理并且评议后,应当作出判决。”这就不仅赋予了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权力,还赋予了它独立作出判决的权力。同时还重新明确:只有“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合议庭认为难以作出决定的,由合议庭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一规定理顺了合议庭、院长及审判委员会的关系,严格限制了院长和审判委员会提交决定案件的范围,以保证合议庭独立、公正审判。这一改革举措,虽然距法官独立的标准仍有差距,但是,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法官的个人或整体素质仍不很高的情况下,不能说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另外,为了保证公正审判,修改后的刑诉法对原刑诉法所确立的回避制度,也进行了修改,如第29条规定,审判人员不得接受当事人及其委托人的请客送礼,不得违反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委托的人,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审判人员,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要求他们回避。这是针对社会干预审判的情况,针对当前我国一些地方所存在的司法腐败而增补的条款,它对保证法官独立审判、公正审判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加强辩护职能,扩大庭审中的辩护权

实现公正审判的一项重要标准,就是要赋予受审人充分的辩护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把受审人享有的辩护权,作为审判公正的最低限度标准,明确规定,要迅速地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要有充分的时间和便利准备辩护,并与他自己的律师联络,必要时免费取得法律援助;当庭对控、辩双方的证人询问和质证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但是,对其庭审中的辩护的保护措施不力。例如,原刑事诉讼法对于辩护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较晚,只限于开庭审判前七天,才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即使辩护人或律师到案,在庭审中的辩护作用也难以充分发挥,往往出现“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情况,法庭对辩护人的意见重视不够,对被告人庭审中的辩护权、质证权、发问权、提出证据权等等保护不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按照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总结我国辩护制度历史发展的经验,根据当前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进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

首先,大大地提前了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除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可得到律师的法律帮助外,还采用了控、辩双方对等原则,公诉案件的辩护人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即可参与诉讼。这样就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和他的辩护人有相当充裕的时间和便利的条件准备他的辩护。

其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庭审中的权利扩大了。例如,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1)辩护律师自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2)辩护律师在开庭前“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3)赋予辩护律师庭前调查权和申请司法机关协助调查权。(4)在开庭审判时,法律赋予被告人及其委托辩护人参与法庭审理的全过程的权利,在法庭上有申请回避权,有当庭陈述权,有向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发问权,有当庭出示辩护证据权,有向控诉证据进行反询问和质证之权,有同控方进行辩论权,有最后陈述权,有对一审判决不服的上诉权,等等。

再次,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法律援助制度。根据刑诉法第34条规定,对于因经济困难、行为能力受到限制者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案件,国家实行法律援助,不仅其政治意义重大,而且对这几种案件的公正审判提供了可靠的保障条件,它还意味着我国辩护制度正不断走向成熟和完善。同时,更有力地说明我国公正审判的标准在刑事辩护方面同联合国法律文件所规定的标准已基本协调一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中规定:“出席庭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注: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修正)实务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577页。)我国刚刚确立的法律援助制度,尽管在贯彻落实方面尚存问题很多,但它却符合世界范围内辩护制度发展的趋势和历史的规律,这一改革的重大举措,对公正审判,对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定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明确和加强控方举证责任,反对自我归罪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项中明确规定对被告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这一规定是公正审判的又一重要标准。其基本含义和要求是庭审中证明责任的划分,作为被告人永远不负证明责任,不能自我归罪。这是诉讼民主的体现,更是公正审判的必备条件。因为被告人接受审判已处于不利地位,令其证明自己无罪或有罪,必然导致为获取人身自由而把无罪说成有罪,轻罪说成重罪,使案件背离真实原则而出现冤假错案。在这种情况下,谈何公正审判!我国根据这一国际标准,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时,调整了审判结构,改革了审判模式,其中一项重大的改革就是加强了控方的举证责任,法律要求控诉一方在法庭上宣读起诉状之后,不仅要亲自讯问被告人,还要按照交叉询问的规则对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作主询问,并要在法庭主持下出示其他各种证据,当庭接受辩方反询问和质证。这就改变了原刑诉法所规定的以审判人员为主审讯被告人和核查证据的纠问式的作法,把证明有罪、罪轻、罪重之责任归于控诉一方。同时,法律还赋予辩护一方当庭提出证据、出示证据的权利,其目的是更好地行使自己的辩护权,反对搞自我归罪,即强迫被告人作不利于自己的陈述和举证或强令其认罪。我国法律的这一重大改革,既是在举证责任方面做到了同国际标准的协调,更是从证据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为公正审判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