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网络关注的山西神木法官张继峰索取入股煤矿分红一案已经尘埃落定，该案出现原告一审胜诉，二审败诉的戏剧性结局，并导致原告及一审办案法官均受处分。对此结果，司法系统及学界褒贬不一，莫衷一是。隐藏在该案被告的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问题也再次受到关注。据报道，张继峰法官入股煤矿的方式为隐名入股，这一投资方式下，出资人是否具有股东资格，如何确认这一资格？对此问题一直存在颇多争议。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因隐名股东的股份身份引发的各类纠纷呈多发态势，且案情日趋复杂，包括隐名股东与公司之间、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的股东身份确认纠纷、隐名股东或显名股东与第三人之间的股权转让等纠纷大量诉至法院。由于《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中未对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各地、各级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形成了不同的裁判方法及处理结果，从而在隐名股东资格法律适用上造成了裁判尺度不一的困惑。本文拟从隐名股东出现的原因、法律地位、裁判方法等角度，对该类型案件的审理方法作浅陋的归纳，为审判实践提供些许借鉴。

　　一、隐名股东的概念及形成原因

　　隐名股东，又称隐名投资人，是指实际向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或认购出资，但基于规避法律规定或其它原因，对其股东身份并未进行工商登记及公司内部记载，从而不具备股东资格形式特征的出资人。因"股份有限公司强调的资本的紧密结合，其人合性被弱化，股东持有的股份一般情况下可以自由流通，有关隐名股东的争议一般很少发生"， 本文所指的隐名股东，仅适用于有限公司，并不涉及股份有限公司。

　　与隐名股东相对应的概念是显名股东，即将隐名股东向公司的投资所对应的股权登记在自己名下，对外公示其为出资人的股东。具体可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并未实际出资，而将隐名股东的出资份额公示在其名下；第二种情况，虽实际出资，但公示在其名下的股权中有部分份额实际为隐名股东出资。

　　隐名股东存在的基础是隐名投资行为，在这种行为中，隐名投资人实际出资设立公司或向已设立的公司认购出资，但基于以下原因，公司章程、股东名册或其他工商登记资料却显示为他人，即显名股东。

　 （一）规避法律的规定

　　1、规避法律对投资领域、投资主体等方面的禁止性规定。前者如部分境外投资者为规避我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制度，以隐名出资方式进入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后者如法律禁止公务员、法官、检察官等特殊主体进行投资经营，禁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作为投资主体向其他行业投资设立公司等，使得这些特殊主体以隐名方式进行投资。

　　2、规避法律对有限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公司法》第二十四条规定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应为50人以下，在投资人超过50人的情况下，部分投资人不得不采取隐名投资的方式，将自己的出资"挂靠"在其他人的出资份额上。

　　3、规避法律关于股权转让的限制。《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部分股东向他人转让股权，为规避该条款的规定，协商不在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上进行变更登记。

　　4、规避法律关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主体的规定。《公司法》第五十九条第二款规定，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践中，部分投资者在已经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情况下，如欲再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得不以他人名义设立，从而使自己成为隐名股东。

　 （二）规避优惠政策的限制

　　如利用国家关于下岗职工再就业、大中专毕业生创业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设立公司。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推行招商引资，为外省市投资者提供税收、土地等优惠措施，亦使不少投资者纷纷改头换面，以外地客商挂名公司股东，自己退居幕后，换取优惠政策。

　 （三）投资者基于自身情况或商业需要的考虑

　　部分投资者存在害怕"露富"的心理，不愿意公开自身经济状况，或本人存在尚未清偿的债务担心债权人追索，以他人名义出资并进行登记；或基于认识上的偏差，认为是否进行工商登记或公司内部登记无关紧要。部分投资者由于不符合合作对方对合作伙伴的要求，因此只能依附于符合条件的显名股东之后，作为隐名投资人进行投资，也是隐名股东产生的原因之一。

　 （四）受托人的过错或故意行为

　　如设立公司时，出于对投资伙伴的信任或他人的信任而委托其办理公司登记注册，股东之间仅签订出资合同并实际出资，但在公司股东登记时，由于受托人违反诚信原则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而将股东登记为受托人，而委托人仍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股东权利。产生事实上的隐名投资和隐名股东。

　　二、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

　 （一）认识上的分歧

　　隐名股东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没有隐名股东这一称谓，所谓的"隐名股东"只是学界对由自己筹集资金而以他人名义进行登记的实际出资人的通俗的叫法。司法实践中，部分省市法院也采用这一称谓。由于我国公司法相关理论在认定股东资格上分为两类依据：一是形式特征，即工商部门的股东登记、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的记载；二是实质特征，即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书及实际享有股东权利。隐名股东因仅具备出资的实质要件，缺乏公司文件记载、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故对于其是否具有股东资格的问题上历来存在分歧。

　　1、肯定说。这种观点认为，股东资格的取得源于对公司的出资，形式要件只是对出资这一事实的记载和证明。登记性文件只是证权性文件，对第三人具有宣示性作用。因而，不能因为登记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不一致就否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这有违实质公平正义。现行法律并未对隐名股东予以禁止，因此如隐名股东能证明对公司出资的事实，并以股东身份直接享有行使股东权利，即应承认其股东资格。这是对公司和出资人真实意思的尊重，也有利于提高投资人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适应现实需要。

　　2、否定说。这种观点认为，公司股东登记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公司股东情况为交易相对人知悉，并基于对登记内容的信赖而与公司、股东发生交易，从而保障交易秩序和安全，这是商事外观主义原则的体现，在认定股东资格问题上应形式要件优于实质要件。如承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将会使显名股东从事的交易行为被否定，损害善意股东与第三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并可能为某些禁止成为公司股东的特殊主体利用进行暗箱操作。

　　3、区分说。这种观点认为， 在处理因公司的交易行为等公司外部行为而引发的涉及到债权人等第三人介入的股东资格争议时，由于交易行为与工商登记的公示力有关，因此应以工商登记文件中对股东的记载来确认股东资格。在处理公司内部股东则个确认纠纷时，隐名股东可依出资协议等实质证据直接对抗显名股东。因为就公司内部而言，其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这种权利义务的分配在不涉及第三人利益时，可以一般契约原则加以调整。

　 （二）司法实践中的不同案例

　　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裁判结果。

　　案例一：南国酒店公司股权纠纷案。京山公司是南国酒店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华兴公司签订协议，由华兴公司出任合资方但不实际出资，京山公司出资但不作为股东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南国酒店公司。后京山公司把自己在南国酒店的股东权益转让给京华公司后注销，京华公司主张其在南国酒店公司的股东权益，南国酒店公司不承认京华公司的股东权益，产生股权纠纷。广东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公平合理原则出发，判决确认京山公司在南国酒店公司的股权，确定京华公司的股东资格。

警察陈某与冯某的行为应如何定罪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案情]
被告人陈某系某乡镇派出所的民警。1998年1月13日晚，社会青年黄某等在市区某卡拉OK厅玩时，因琐事与老板发生争吵并打了老板一个耳光。次日，老板打电话给陈某，要陈帮助了解闹事者，陈某即违反规定私自到拘留所从在押人员中了解有关情况，并请公安局的冯某帮忙。15日下午，陈、冯和老板在电影院附近发现了黄某，黄某发现警车和穿警服的陈某拔腿就跑，陈与冯随后追赶。途中，冯某停下，陈某继续追赶，到闽江边，黄某自视水性较好，看陈某即将追上，遂跳入水中，陈某和后来赶来的冯某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只是呼喊让其赶快上岸。此时，黄在离岸7、8米远的水中，一沉一浮，这时，陈某和冯某离开现场，最后黄淹死在水中。
本案中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应如何定罪，有几种意见：
1、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
2、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3、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构成徇私枉法罪；
4、认为陈某和冯某的行为寻衅滋事罪。

[分析]
（1）从所给情况可以看出，卡拉OK厅老板要求陈某了解闹事者并不是一种报案行为，不是正式报案。由于老板不是正式报案，决定了其后的行为不是一种执行公务的行为。陈某违反规定私自到拘留所从在押人员中了解情况，并请公安局的冯某帮忙。
（2）黄某在电影院附近看见警车，穿警服的陈某和歌厅老板拔腿就跑。这里的问题是黄某为什么要跑？有几中可能①警察认识他，并正在抓他，所以要跑；②做贼心虚，看见警察就跑，但这种情况并不普遍；③遇到与自己有过节的人和警察在一起，怕有过节的人让警察抓自己，所以要跑。本案的事实比较符合第三种情况。从黄某的心态来看，是避免公安机关介入事件。之后，冯某和陈某在后面追赶，这时，需要注意的是陈某和冯某以什么样的身份来追赶呢？是以执行公务的身份还是以帮人忙解决纠纷。陈某和冯某虽然是警察，但由于 这一案件并没有报案，陈某、冯某二人并没有负责或受托处理（代表公安机关处理案件），而黄某又不是现行犯或在逃犯，只不过与人发生争执打架了，打架后又没报案。由此看出，从两个警察主观的意思来看，他们也不是在执行公务。他们追赶黄某的行为是出于私人交情，为了帮助老板摆平事件的行为。之后的情节是追到闽江边，黄某自视水性较好，害怕无法逃脱，所以跳入水中。行为人跳水的行为是出于自愿的。但不能由此否认追赶的行为和被害人跳水的行为之间客观的因果关系，是由于追赶的行为造成了黄某的跳水。从时间上来看，当时1月15日正是隆冬季节，这个时节是不能游泳的，而且当时黄某上身穿着黄棉袄，穿着棉袄跳入水中可见是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同时表明追赶与跳水之间有因果关系。同时跳水与死亡之间也有因果关系。当黄某跳入水中之后，陈某和冯某没有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只是招呼黄某上岸，这里并没有交待陈某和冯某为什么招呼黄某上岸，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要黄某上岸后，再将他抓住，这是一种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另一种可能是陈某和冯某害怕黄某出问题，所以叫他上来，从陈某和冯某主观心态来说，他们并不希望黄某淹死。但由于黄某害怕不敢上岸，所以在离岸7、8米处漂浮。在这里情况下，陈某和冯某二人离开，陈某和冯某为什么要离开？有可能认为黄某淹死活该，淹死也不管还是认为黄某因为自己在场不敢上岸，所以离开希望黄上岸。这几种可能都有。结果黄某淹死在水中。以上就是对案件中几个细节的分析。
根据上面分析，本案有可能构成什么罪？①首先：是否能够构成寻衅滋事罪，寻衅滋事要求有流氓动机（指蔑视社会秩序，显示自己的能力，带有无故挑衅的性质）而这两个警察并不是要称王称霸，也不是要无故挑衅，只是想帮助老板处理事件。所以没有明显的流氓动机。因此构成寻衅滋事罪并不合适。②其次，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徇私枉法罪是渎职罪中的一个罪名，（指司法工作人员使无罪的人受惩罚，使有罪的人免受惩罚，在诉讼过程中违背自己的职责和法律的要求处理案件）由于这个案件不是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中发生的，所以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③玩忽职守罪（指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由于陈某和冯某的行为人不是在执行公务的行为，尽管他们是国家工作人员，但这一行为并不代表国家，不是以履行职责的身份实行行为，所以也不能构成玩忽职守罪。④除此之外，相关的罪名只有两个，故意杀人罪（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从客观来看，陈某和冯某的行为直接导致了黄某跳入水中及死亡的后果，陈某、冯某的行为与黄某的死亡在客观上有因果关系。并不是追赶行为直接导致死亡结果发生，而是追赶行为导致黄某跳入有生命危险状态发生，可以认为追赶行为导致了黄某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岸上两个人负有救助义务。根据当时情况，黄某在7、8米处一沉一浮，岸上二人也有救助的能力。但陈某和冯某没有履行这种义务，造成了死亡结果的发生。从行为方式上看是一种不作为的方式。这里的问题是行为人的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或故意过失都不属于的意外事件？问题焦点在于当时陈某和冯某主观上对于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是否应该认识？在事实上是否认识到了？由此来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但是本案所提供的事实并不完全清楚，从所给的材料中难以判断当时陈某和冯某主观上是什么样的心态，是一种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发生呢还是没有意识到危险结果的存在（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造成过失致人死亡）还是根本不应有预见的可能（造成以外事件）。对于这一事实并未给出明确充分的依据，由此作出判断十分困难。根据所有给出的情况进行分析：放任死亡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故意杀人罪）不能没有，但可能性不大；同时认定为意外事件也不太可能；作为过失致人死亡应该是比较可能的。所以认为过失是可以的。由于案件所给事实依据不足。所以定罪只能在间接故意杀人和过失致人死亡两个罪名中选择。
以上就是通过对事件本身的分析来判定本案的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