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交易架构搭建核心要素的法律思考

阚凤军


　　２０１０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的第１５个年头。今天，经过国际金融危机洗礼的中国，在“走出去”的道路上逆势前行，同时也在直面新的困惑。 中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９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１２２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４３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７７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７.３％。 简单对比上述几组数字就不难发现，中国对外投资与合作业务在过去几年中获得井喷式发展。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还普遍缺乏实践经验，海外投资鲜有成功的案例。这主要是由于海外投资没有全局性、系统性考虑及处理海外投资过程所涉及的各个核心要素，如合理搭建投资架构、评估海外投资国投资和劳工政策、制定缜密的整合方案、预设完善的退出渠道、充分的尽职调查等，从而最大限度规避海外投资风险，实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战略目标。本文为作者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系列文章第一篇——交易架构搭建核心要素的法律思考，供参考！

一、 海外投资的目标及战略考量
　　中国企业在考虑海外投资时的动机不尽相同，如TCL与汤姆逊合资是为获得国际公司先进的技术及管理经验；美的越南投资为利用当地相对低的人力资源及市场潜力；联想收购IBM是为扩大企业的整体规模、提高企业协同效应、延伸国际渠道等。不同的海外投资目标，决定了企业在海外投资时需要设计不同的交易架构。

二、 海外投资主体
　　中国企业需要明确内部各关联公司在整个企业运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如控股公司是否合适直接境外投资、以子公司名义对外投资是否存在某些限制（非竞争条款）、公司是否可以考虑在境外设立新的投资主体（SPV）、是否考虑与境外PE/VC合作成立收购公司等，上述因素需要与公司对外投资的具体目标结合考虑。比如，公司希望通过子公司持有的技术出资，且未来管理团队成员都来自子公司等，则需要考虑以子公司名义对外出资等。

三、 税务影响与税收协定
　　不同的投资主体所形成的不同的投资结构对于降低企业未来运营的税务负担影响很大，通过设计及选择合适的投资主体结构及交易架构有时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中国与不同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相关条约均可能存在差别。因此，需要从投资东道国、投资母国及第三国的税务规定、国际税收协定等方面进行考虑，以恰当确定投资架构。

四、 中国政府机构审批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法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一般需要向发改委、商务部门、国资委（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申请事前审批或核准，境外企业在当地注册后，还需报商务部备案，并向我驻外商务参赞处报到登记。尽管中央及地方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措施，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但仍需结合国家关于企业境外投资产业的整体态度、充分考虑政府审批机构的倾向性意见，判断境外投资境内的审批难度，这一点可以从四川腾中重工收购悍马项目的舆论及报批等相关报告窥见一斑。同时，由于境外项目操作可能受到包括保密、项目交割等因素影响，需要充分关注审批机构审批进度与及时性，避免影响交易的顺利进行。

五、 投资国审批机构审批
　　各国法律法规都就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投资并购等进行一定程序的审批。虽然大多数国家对于外资进入持欢迎态度，但某些行业或领域可能受到格外的关注，并影响投资及项目的交割等。比如中铝收购澳大利亚力拓股权等，受到监管当局的限制。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于中国某些行业进入美国非常困难，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华为收购3com案例。另外，投资国或地区的反垄断审查、并购限制等都会对于海外投资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六、 外汇管制
　　国家外汇管理局2009年7月13日出台了《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进一步简化境外直接投资审批程序，将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及境外投资资金汇出的审核方式由核准制调整为登记制，扩大境外直接投资外汇资金来源，并对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后续融资提供支持。总体上看，由于中国外汇储备比较充足，外汇管制措施呈松绑趋势。同时，一些大的境外项目用汇额度非常高，而通过境外资金的运作可能会更加便利，从而加快境外项目的进展。

七、 融资安排
　　海外投资的一些重大项目，可能仅通过企业的自有外汇资金或银行借款等形式难以满足项目资金需求。因此，需要考虑向第三方进行融资，而许多境外金融机构及投资机构都倾向于通过境外操作融资事宜，减少中国境外相关机构的审批及流程。

八、 资本运作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时可能希望将境外目标公司在未来的某一时间上市或其
他形式的资本运作，企业需要考虑拟上市的地点、上市国家的监管、目标公司所在国或地区与上市地的联系等。如拟在香港上市，上市主体公司的注册地点就非常重要，这些都需要在投资设立过程中一并考虑。
总之，设计合理的投资架构需要考虑各种不同的因素，亦需要企业、投资顾问、律师、会计师等不同专业人员合力协作，从而最大限度满足企业投资需求、实现企业投资利益最大化。


阚凤军 kanfengju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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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安华理达律师事务所
四川大学 法学 学士
中山大学 民商法硕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十四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不予执行，但不及时执行可能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先予执行。
虽然行政诉讼先予执行目的需要扩张，使之适用范围更为宽阔，但并不排斥人民法院在特定领域严格控制先予执行的适用。当前，最为突出的是防止征地拆迁中拆迁人滥用先予执行，侵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譬如，作为拆迁人的原告就拆迁裁决提起诉讼后，又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执行完毕后又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人民法院是否准许？笔者认为，如果准许原告在先予执行后撤诉，会造成以下弊端：
　 首先，不符合先予执行法律规定的目的。先予执行目的是为了在诉讼结果确定之前，为解决原告生活、生产情况紧急需要或者为防止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而实施的一种保全措施，其实施的前提是如不先予执行将严重影响申请人的生活、生产经营及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法院实施先予执行并不是对案件纠纷作出定论，只是在官司尚未分出胜负情况下而采取的一种临时应急措施，如果在先予执行后，就允许原告撤诉，便存在以执行代替法院裁决嫌疑。
　 其次，不利于纠纷的解决。先予执行后，未经开庭就允许原告撤诉，未形成确定性的处理结果，使实体处于搁置状态：申请人预先实现了以后判决中可能确定的部分权利，被执行人预先履行了以后判决中可能确定的部分义务，从表面上看案件的实体争议已经解决，诉讼可以终结，申请人可以撤诉。其实不然，先予执行只是一种预执行，这种执行是否正确合适有待于继续审理才能得出结论。如果先予执行后即允许申请人撤诉，这是对其他当事人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剥夺了其他当事人在本案诉讼中的抗辩权。一旦先予执行不当，势必酿成新的争议，给被申请人造成经济损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法院的社会形象。
　 第三，《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规定：“申请人败诉的，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先予执行遭受的财产损失。”若允许原告在先予执行后撤诉，将无所谓“败诉”或“胜诉”，对于因先予执行获益的当事人，因原告撤诉而避免“败诉”，也就可以不对被申请人承担因先予执行造成的损害赔偿，这样就使该法条变成多余，法律就被架空了。
基于此，立法应当作出规定：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申请人民法院先予执行，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后，应当对案件进行审理，审理期间原告申请撤诉的，不予准许。
（作者腾龙，北京合伙人律师，联系电话：13520726919，QQ:370381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