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忍受义务”的宪法解读

杨士林


据《法制日报》12月19日报道，原中国足球队队员范志毅起诉名誉侵权一案，已由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对范志毅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其判决理由部分，简摘如下：
“即使范志毅认为报道指名道姓有损其名誉，但在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过程中，作为公众人物的范志毅，对于可能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
对上述判决理由，查庆九先生将其概括为“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也就是说面对新闻舆论的监督，公众人物应当容忍轻微的侵权。那么，为什么民事法律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不适用于本案？一审法院是基于何种价值判断阻止了民事法律的适用？当然，本文不想对一审判决的正确与否进行评价，笔者只是想揭示当代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
我国《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权。”根据这一规定和我国的司法实践，一般认为，侵害名誉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是：一有行为违法；二有损害事实；三行为违法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四行为人有过错。按照民事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述判决理由的正确逻辑似应改为“如果报道指名道姓损害其名誉权，就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哪有所谓“容忍义务”，容忍义务岂不是于法相悖。我国宪法一方面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这一权利并为我国的民事法律具体化。另一方面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一旦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监督权与他人的人格权发生冲突，对这种冲突进行判断选择、决定取舍，哪项权利应予以保护，哪项权利应受到抑制，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上一般民事审判的范围。公民的监督权不是物质和金钱所能衡量的，它也不是民事权利，而是神圣的政治权利。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公民的监督权发生冲突时，其名誉权之所以要服从公民的监督权，也并不是我国民事法律价值的体现，而是宪法价值的客观影响。法官们实际上受到一种更高理念和原则的支配，他们有意或无意的在进行着宪法价值的判断，并将宪法的价值贯彻于民事审判活动中。这种权利冲突的情况并非为我国所独有，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而面对这种权利的冲突，司法权将宪法价值融入民事审判在我国却并不常见，有时甚至还受到人们的质疑；在宪政先进国家司法权的这种运作方式则是其宪政体制的应有之义。人们注意到同类案件中宪法价值的缺席与否，左右着裁判的社会效果。
“宪法的客观价值影响着所有的领域，包括私法”，“宪法与侵权行为法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产生”。 实际上，“由于宪法权利的效力，侵权行为法可能（全部或者部分）免除造成损害之人的民事责任（《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第676-719页，张新宝译）。”“宪法对民法在实在规范层面上的“介入”现象，在国外宪法学中，也就是所谓的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第三者效力问题（《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第476页，徐秀义，韩大元著）。”现代德国宪法学称之为人权规范的“第三者效力”，日本宪法学除了这种称呼之外，尚有“私人之间的效力”的说法。美国在宪法实践中则通过把一些特定的私人行为认定为国家行为，由此将宪法的效力扩展到私人之间的关系之中。在同属成文法系的德国和日本，虽然学者仍然存在对第三者是直接效力还是间接效力的争论，但却肯定了基本权利对第三者的效力。只不过其争论的重点已转向那些基本权利可以在私人之间有效力，以及应如何适用和贯彻这一效力。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也同样面临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近现代西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本来是人民防御国家的一种权利，其效力只是约束国家权力的行使，对个人之间无任何效力。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垄断集团迅速崛起，社会上居于优势地位的团体、个人所拥有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契约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信条受到挑战。于是，西方国家就产生了所谓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其目的就在于对社会上的“势力集团”加以必要的控制，以维持基本的法治秩序和社会正义。而我国的宪政建设还没有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却也同样面临着对“势力集团”的控制问题，同样面临着基本权利的第三者效力问题。也许我国宪政建设的发展轨迹有自己的特色，即首先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出现的这些现代性问题，然后再反向完成近代宪法的历史任务。
虽然全面研究我国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已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笔者认为至少在权利和权利发生冲突的领域应当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有学者认为权利之间的冲突可以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成文法自身的弱点使其永远难以厘清所有的权利冲突，而只能解决一部分权利冲突问题。针对千变万化的个案，司法权仍然存在较大的运作空间。只有司法权对冲突的权利进行宪法上的判断和平衡，才能针对不同个案选择不同的价值取向，做到或者强调维护基本的社会正义，或者强调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从而使宪法的价值充分得以体现。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何时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何时其裁判结果就会获得社会的普遍接受。相反，不引入宪法的第三者效力，不对案件进行宪法判断，裁判结果往往不为社会所接受。为了说明此观点，笔者仅举两例：1988年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雇工合同纠纷中，招工登记表上曾注有“工伤概不负责”的内容。案件实质上是公民的契约自由和生命健康权发生的冲突，由于两种权利并非同一层次的权利，法院进行宪法判断经过权衡，最终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排斥契约自由的适用。另一个案件是因著名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所引发，案件的实质也是权利和权利冲突问题，一方面是原告依法享有肖像权，另一方面则是电影制片人依法享有的艺术创作权，法院用样进行宪法判断，并裁决优先保护电影制片人的艺术创作权，原告也必须容忍轻微的肖像侵权。总之，司法权在运作过程中也许并非是有意这样为之，而是形势使然。中国的宪法适用问题也许不是学者们刻意设计的结果，而是由实践促成的结果。


浙江省人民政府


浙江省档案登记备份管理办法


　　
　　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306号《浙江省档案登记备份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第10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省长
　　2012年12月17日




　　浙江省档案登记备份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保障档案信息的真实、完整、有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档案登记备份的实施及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档案登记备份，是指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定期记录机关、人民团体、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和有关重点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以下统称单位）的档案管理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单位重要档案组织实施电子备份的活动。
　　本办法所称的档案，包括文字、图表、声像、数码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
　　单位的具体范围，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国家和省的相关规定确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档案登记备份工作的领导，保障经费投入，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登记备份工作；国家综合档案馆按照本办法规定承担档案备份具体业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档案登记备份相关工作。
　　第五条 单位应当每年向本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报送本单位的档案管理情况，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下列事项进行登记：
　　（一）档案类别、总量，数据库名称及容量；
　　（二）当年整理、归档的情况；
　　（三）有否自行采取的档案备份措施；
　　（四）其他事项。
　　第六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单位报送的档案管理情况予以核实，并根据单位档案的价值和国家档案灾害防治要求，提出实施档案备份的意见和档案安全管理的相关建议。
　　第七条 属于下列范围之一的单位档案应当进行备份，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依法应当保管30年以上的档案；
　　（二）列入国家基本专业档案目录的档案；
　　（三）由政府投资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重点建设项目的档案；
　　（四）其他应当进行备份的重要档案。
　　前款所列档案，单位有专门档案馆等设施，已按相关标准规定的安全保障要求进行管理的，经办理档案登记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可以不再备份。
　　档案备份的周期，由办理档案登记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档案的价值和安全性、数据容量和变化频率、相关标准以及备份成本等因素确定。
　　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安全、必要、效益的原则，制定档案备份范围和周期的具体规定。
　　第八条 单位应当根据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档案备份范围、周期，将相关档案以电子形式复制，形成档案备份数据后报送国家综合档案馆。
　　档案备份数据应当符合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按相关标准确定的格式和质量要求，其内容应当具有真实性和完整性。
　　国家综合档案馆接收档案备份数据时，应当对档案备份数据进行检测。不符合要求的，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告知有关单位按规定要求重新报送。
　　第九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档案信息化建设要求，同步规划、建设、运行档案备份管理平台及安全防护设施，加强安全管理，提高防范攻击、篡改、病毒、瘫痪和窃密的能力。
　　第十条 单位、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及国家综合档案馆在档案登记备份工作中，应当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落实保密措施，切实做好涉密档案的保密工作。具体办法由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省保密工作部门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制定。
　　第十一条 单位、国家综合档案馆可以委托中介服务机构从事非保密档案的数字化加工等具体技术工作。
　　中介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保守工作秘密，并不得为完成受委托的工作事项以外的任何目的使用或者提供他人使用其工作中获知的档案信息。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档案中介服务活动的监督和中介服务人员的指导培训，提高档案中介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第十二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制定档案信息突发事故与灾害应急预案，明确应对职责和措施。
　　发生档案信息安全突发事件的，国家综合档案馆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应急措施，提供数据恢复服务。
　　第十三条 档案备份数据依法受保护，非经报送单位同意，国家综合档案馆不得向社会提供查询和利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四条 国家综合档案馆可以根据单位的要求，就单位有关档案的内容与档案备份数据是否具有一致性提供书面证明。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的行为，法律、法规、规章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不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档案登记备份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建议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或者处分。
　　向国家综合档案馆报送伪造、篡改的数据用于档案备份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建议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或者处分。
　　第十七条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国家综合档案馆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有权机关依法给予处理或者处分：
　　（一）不按照规定开展档案登记备份工作的；
　　（二）伪造、篡改、损毁档案备份数据的；
　　（三）违反规定，为他人提供利用档案备份数据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十八条 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给予处罚；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
　　（一）损毁、丢失、篡改、伪造、窃取、倒卖档案或者档案备份数据的；
　　（二）擅自提供、复制、公布、销毁档案或者档案备份数据的。
　　第十九条 本办法规定的单位以外的组织和个人拥有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保存价值的档案的，鼓励其参照本办法规定自愿办理档案登记备份。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