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车撞人后不听劝阻又连撞多人应如何定性


[案情] 2004年8月14日晚九时许，李某酒后驾驶东风140型货车送女友谭某回家。此时汽车自北向南行驶，路面平直无障碍，视线良好，车速较快，汽车驶出不久，就将正在路边相向正常行走的行人高某、吴某、王某相继撞到，高当即死亡，吴被撞成轻伤，王被撞成重伤。谭某见状即对李说：“你把人撞了，你还开？”李说：“不可能。”继续驾车向前行驶，也未减速。当车又驶出200余米时，又将同向骑自行车驮着妻子、女儿的崔某撞倒，造成崔重伤，崔的女儿当场死亡，其妻送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李某继续驾驶汽车向前行驶，约驶出150米时又将同向骑自行车的杨某撞倒，连同自行车拖出几十米远，致使杨某当场死亡。与此同时，还将同向正常行走的包某撞倒造成重伤。当车继续向前驶出50余米时，与相向行驶的一辆解放牌货车相撞，李某驾驶的货车熄火，解放牌货车被撞毁，司机蒋某及同车人刘某被撞成轻伤。至此，被告人李某共造成4人死亡、3人重伤、3人轻伤、1辆解放牌汽车被撞毁的严重后果。
[分歧] 审理中有二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构成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应数罪并罚。理由是李某酒后驾车将高某、吴某、王某相继撞倒，造成一死一重伤一轻伤的严重后果，主观上是出于过失，符合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构成交通肇事罪。在交通肇事后，李某因不听其女友劝阻，继续疯狂驾车，又造成多人死伤的严重后果，其主观上已不再是过失，而是故意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构成故意杀人罪，应数罪并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是一罪，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不应数罪并罚。理由是李某的行为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其驾驶汽车在第一次撞人后不听劝阻又连撞多人，是以一种危险方法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以与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本案被告人李某作为职业司机，明知酒后驾车是严重违章行为，可能危害交通运输安全，在女友已经提醒他撞了人、督促他停车的情况下，仍不听劝阻，疯狂行驶，一而再、再而三地撞死、撞伤行人，最终只是因为与相向行驶的解放牌货车相撞后熄火才被迫停车。李某第一次撞死、撞伤行人后，本可以及时停车、及时救治被害人、避免损害结果继续发生，但其不但不停车救人，反而继续疯狂行驶，对酒后疯狂行驶可能撞死、撞伤其他不特定的人员的犯罪结果采取听之任之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其酒后疯狂驾驶的行为具有以放火、爆炸、决水、投放危险物质的危险性相当的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客观上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在主观上则是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因此，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李某的行为不构成交通肇事罪。交通肇事罪要求行为人对所造成的危害结果主观上出于过失。而在本案中，如果说李某只是孤立地发生一起撞死、撞伤行人的交通事故，还可以认定其对危害结果出于过失，因而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但李某在明知已经撞死、撞伤行人的情况下，还继续疯狂驾驶，一而再、再而三地撞死、撞伤行人，则表明其主观上自始就对他人死伤的结果持放任态度，因而不符合交通肇事罪的主观要件。
李某的行为也不能孤立地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论处。孤立地分析，李某撞死、撞伤他人的行为，都有可能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但本案中，李某的行为是一个犯罪行为整体，必须根据犯罪行为整体的犯罪性质界定其犯罪性质。其行为在整体上已经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因此，就不应再以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分别论处。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刘武波


【案情】

债权人李某某（A县人）与债务人张某某（B县人，在A县无可供执行财产）达成还款协议。协议约定：张某某于2012年3月30日前还清欠李某某的货款3万元，逾期不还，由A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还款协议由A县公证处公证，经张某某、李某某申请，被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债务人张某某逾期未能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李某某向A县公证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A县公证处审查后向债权人李某某出具了载有“向A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字样的执行证书。债权人李某某持该执行证书向A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解析】

对于A县人民法院是否有执行管辖权？第一种观点认为：债权人李某某与债务人张某某协议由A县人民法院执行，属于协议管辖；而且A县公证处指定了A县人民法院管辖，因此，A县人民法院有执行管辖权。第二种观点认为：债权人李某某与债务人张某某协议管辖无效，A县公证处无权指定A县人民法院管辖。因此，A县人民法院无执行管辖权。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首先，执行管辖属法律强制性规定，不适用协议管辖。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此为协议管辖的法律依据。协议管辖规定于民事诉讼法的总则编中，对审判、执行等全部民事诉讼程序有统辖作用，属于一般法范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规定由人民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执行。此为该法对非诉执行案件执行管辖的规定。此规定相对于总则中关于协议管辖的规定就像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关于执行管辖的规定应适用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关于执行管辖的规定。由此可见，执行管辖的法院由法律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不得通过协议选择管辖法院。

因此，本案中债权人李某某与债务人张某某关于执行管辖法院的协议无效。A县公证处对还款协议中的协议管辖条款不得公证证明其合法性，即使违法予以公证，也不得作为A县公证处出具由A县人民法院执行的执行证书的依据，A县人民法院也不得受理。

其次，公证处无指定管辖权。

公证处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法。公证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从上述规定可见，法律并未赋予公证处指定管辖权，债权人只能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是指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本案中A县人民法院既非被执行人住所地所在地人民法院也非被执行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因此，A县公证处指定A县人民法院管辖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应属无效行为。A县人民法院也不得以此为依据行使管辖权。


（作者单位：河南省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