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工程量增加的确认依据

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省智信爆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上诉案分析


一、本案要旨
本案要旨为，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承包方是否实际增加了工程量，应当以发包方与承包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是否对工程进行了变更及最终双方对工程量的确认为依据，若发包方的施工现场负责人出具书面证明工程增加量属实，则发包方不得以业主未予确认而否定承包方施工过程中实际增加的工程量，应当支付相应增加的工程款项。
2008年3月10日，方城风电公司将南阳方城23.25MW电场工程发包给河南检修公司，2008年3月，河南检修公司将该工程全部转包给河南四建公司，河南四建公司将该工程交给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承建，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项目部经理为沈建军。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将部分工程交于河南爆破公司施工，河南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为杜道永。2008年4月23日，河南爆破公司与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签订了爆破工程合同，2008年7月26日工程竣工。2008年7月26日，河南四建公司项目部经理沈建军给河南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杜道永出具凭据一张：“杜道永施工队1020一1940B线段及所属内的工程已结束，沈建军，2008．7．26日”。2008年11月28日，河南四建公司方城风力发电项目部经理沈建军给河南智信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杜道永出具工作量确认书一份，内容为：二标段1—5风机建筑施工中，由于实际需要，将道路向山体内移动：另外，设计自然高程与实际高程之间也有较大误差，造成工作量增加如下：石方爆破19873立方米，路面碎石铺填4692平方米。沈建军签字。2008．11．28日。
本案的争议焦点主要为，河南爆破公司在诉讼中主张增加工程量款815250.10元的问题。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河南爆破公司请求河南四建公司支付合同外所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815250．10元，根据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及合同约定的计算方法，经计算后得出其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为815250.10元。因其现场增加部分的工程量已经得到沈建军的签字认可，该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应予确认，因此，河南爆破公司要求河南四建公司支付该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抗辩需要由业主确认的理由，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河南爆破公司确实已根据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的要求，实际进行了施工，增加了工程量，不能因为业主未予确认而否定原告施工过程中实际增加的工程量，但对于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根据双方签订的“爆破工程合同”的约定，单价应以业主发包价的百分之九十计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应当对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承担清偿责任。关于沈建军本人称其签订的工作量确认书是受到河南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杜道永胁迫签订的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沈建军本人、河南四建公司及其南阳分公司，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沈建军本人所述的理由，不予采纳。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争议增加的工程量是否真实，在于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与河南爆破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对工程进行了变更及最终双方对工程量的确认为依据。2008年7月6日工程竣工后，河南四建公司方城风力发电项目部经理沈建军以书面形式确认河南爆破公司所属合同内的工程结束，尔后，又于2008年11月28日，又给河南爆破公司出具工作量确认书一份，并说明由于实际需要，将道路向山体内移动，另外，设计自然高程与实际高程之间也有较大误差，造成工程量增加如下，石方爆破开挖19873立方米，路面碎石铺填4692平方米，虽然沈建军在庭审中抗辩该工作量确认书属受胁迫所致，但没有举证受胁迫的有关证据，且在此之后也未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补救，现河南爆破公司依此主张权利时，抗辩受胁迫所致的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据此，河南爆破公司主张增加工程量请求，理由正当，原审法院支持该请求正确，法院予以维持。

二、案件来源
南阳市卧龙区人民法院（2010）南管民终字第41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南民商终字第111号
　　
三、基本案情
　　2008年3月10日，方城风电公司将南阳方城23.25MW电场工程发包给河南检修公司，工程总价款为合同价8990000元，该价格为河南检修公司完成合同所要求的所有工作的全部价格，在合同有效期内，综合单价保持不变。该合同约定不得转包。河南检修公司是承包人，其项目部经理先后为杨建林、李建支。2008年3月，河南检修公司将该工程全部转包给河南四建公司，其工程名称、工程承包范围及工作内容与方城风电公司、河南检修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完全相同，其合同价款暂定总价为842OOOO元。该价格为河南四建公司完成合同所要求的所有工作的全部价格(不含建筑营业税)，如无调整，在合同有效期内保持固定不变。该合同约定不得分包。河南四建公司将该工程交给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承建，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项目部经理为沈建军。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将部分工程交于河南爆破公司施工，河南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为杜道永。2008年4月23日，河南爆破公司与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签订了爆破工程合同，该合同约定：“甲方：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方城风电项目部，乙方：河南智信爆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根据甲方所承包的中电投方城风电厂二标段施工要求，需对二标段风机基础，路基的山体实施爆破开挖和修筑。经过招标决定，由河南智信爆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对部分工程实施爆破开挖，为确保安全、质量、进度，明确双方责任，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矿山开采安全施工条例》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制定本合同，双方共同遵守，条款如下：一、工程内容，对中电投方城风电厂二标段部分风机基础，路基基础实施爆破开挖和修筑。其中包括如下内容：山体爆破、石方开挖、路面的平整清理、修坡、边沟、局部护理基础，路基碎石层铺设压实：风机基础、安装平台爆破清理及平整、铺设碎石层，最终达到甲方要求。二、工程地点：方城县二郎庙乡后林村。三、承包方式：保安全、保质量、保工期、包工人、包材料、包机械、工期从2008年3月15日开始。四、工程造价(人民币)：石方爆破每立方22元，34000立方米，748000元；土石方圆填每立方米18元，9461立方米，170298元；边沟爆破每米35元，919米，32165元；路面碎石铺填每平方米18元，10392平方米，187056元；安装平台碎石铺填每平方米40元，3711平方米，148450元。合同总额1285969元。五、工程量变更，现场增加工作，其工程量以业主认可量为准，单价以业主发包价的90％计算。六、付款办法：第一次完成工程量1万立方米结算，以后每完成1.5万立方米结算一次。工程竣工后，经业主、监理验收合格后付完最后工程款。……甲方沈建军签字(加盖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方城风力发电项目部公章)，乙方河南智信爆破工程有限公司杜道永签字。”合同签订后，河南爆破公司即按照合同的约定开始施工，施工段为KBl02O—KB1940。该工程中护坡和边沟系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施工，其余施工项目均为河南爆破公司施工。2008年7月26日工程竣工。2008年7月26日，河南四建公司项目部经理沈建军给河南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杜道永出具凭据一张：“杜道永施工队1020一1940B线段及所属内的工程已结束，沈建军，2008．7．26日”。2008年11月28日，河南四建公司方城风力发电项目部经理沈建军给河南智信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杜道永出具工作量确认书一份，内容为：二标段1—5风机建筑施工中，由于实际需要，将道路向山体内移动：另外，设计自然高程与实际高程之间也有较大误差，造成工作量增加如下：石方爆破19873立方米，路面碎石铺填4692平方米。沈建军签字。2008．11．28日。2008年12月21日，沈建军向河南爆破公司出具一份委托书：“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工程有限公司：今委托贵公司将我公司方城风电项目部工程款代付给智信爆破有限公司杜道永工程队，代付金额按我公司与智信爆破有限公司杜道永工程队签订合同款额(已支付肆拾肆万元整)。由此产生的一切问题由我公司承担。沈建军(加盖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公司方城风力发电项目部公章)，2008年12月21日”。随后，河南智信爆破公司持该委托书追要工程款未果，双方发生纠纷，河南智信爆破公司诉至原审法院。　　　　　　　　
　　整个工程的工程款支付情况为：方城风电公司将南阳方城23.25MW电场工程承包给河南检修公司的总价款为8990000元，且该价格为不变价格。截止2010年11月26日，方城风电公司仅支付河南检修公司工程款7130000元，余款1860000元，尚未支付。河南检修公司将全部工程转包给河南四建公司的合同价款为8420000元，截止2010年11月26日，河南检修公司仅支付给河南四建公司工程款6813595.28元，余款1606404.72元，尚未支付。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付款给河南爆破公司570000元。　　　　　　　　
　　经河南兴河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河南四建公司所承建的23.25MW风电场1#一12#风机及场内道路工程的审计，河南兴河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出具基建施工预决(结)算审核验证定案表。2010年11月29日，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项目部经理沈建军在该表上签字确认。随后，河南检修公司项目部经理李建支也予以签字确认，并得到方城风电公司的认可。该决算表显示：预算金额为7788666.62元，审减金额为60024.74元，定案金额为7728641.87元。取消项目为：碎石铺填，工程款为36748.60元；2、现浇混凝土钢筋工程款为114612.83元：3、级配碎石底基层(厚200MM)，工程款为594598.70元：4、泥结碎石路面(厚200MM)，工程款为583637.51元。以上工程款共计1329597.08元。其他工程项目经河南兴河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审核，核减情况为：1、扣除石砌体中小毛石材料价格项目扣减为56435.71元；2、风机基础挖土方项目扣减4.08元；3、风机基础挖石方项目扣减为40.21元；4、箱变基础挖土方项目扣减为1.48元；5、箱变基础挖石方项目扣减为0.77元；6、混凝土垫层项目扣减为231.82元；7、混凝土垫层项目扣减100.14元；8、砖基础项目扣减1550.49元；9、利用土石回填项目扣减650.59元；10、风机基础及箱变基础接地项目扣减10090.45元。以上共计扣减60024.74元。
　　另查明，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系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在南阳依法设立的分支机构，无独立法人资格。方城风电公司23.25MW风电场1#一l2#风机及场内道路工程已于2009年1月22日投入使用。

四、法院审理
　　原审法院认为：一、关于河南四建公司及其南阳分公司是否承担民事清偿责任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且方城风电公司与河南检修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明确约定不得转包，河南检修公司与河南四建公司签订的施工合同中也明确约定不得分包，因此，河南检修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河南四建公司的合同无效；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将部分工程分包给河南爆破公司的合同也属无效。因该工程方城风电公司已投入使用，故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应当按照河南爆破公司的实际工作量及双方约定的计算方法向河南爆破公司支付工程款。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是河南四建公司在南阳依法设立的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因此，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的行为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当由河南四建公司承担。河南爆破公司请求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承担民事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河南爆破公司要求河南四建公司支付该合同约定内的工程款1285969元，河南四建公司已付570000元，下欠715969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河南爆破公司请求河南四建公司支付合同外所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815250．10元，根据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及合同约定的计算方法，经计算后得出其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为815250.10元。因其现场增加部分的工程量已经得到沈建军的签字认可，该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应予确认，因此，河南爆破公司要求河南四建公司支付该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河南四建公司抗辩河南爆破公司完成的工程量与合同的约定不符的理由，由于河南四建公司及南阳分公司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抗辫理由不予采信。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抗辩需要由业主确认的理由，原审法院认为，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河南爆破公司确实已根据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的要求，实际进行了施工，增加了工程量，不能因为业主未予确认而否定原告施工过程中实际增加的工程量，但对于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根据双方签订的“爆破工程合同”的约定，单价应以业主发包价的百分之九十计算。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应当对增加部分工程量的工程款承担清偿责任。关于沈建军本人称其签订的工作量确认书是受到河南爆破公司项目部经理杜道永胁迫签订的理由，原审法院认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沈建军本人、河南四建公司及其南阳分公司，均未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故对沈建军本人所述的理由，不予采纳。
　　二、关于方城风电公司委托河南兴河造价咨询有公司审计的决算中关于取消项目和核减项目的结论是否对河南爆破公司有约束力的问题。原审法院认为，方城风电项目是国家投资建设工程，按照有关规定，在工程完工后应当对该工程进行决算并予以审计。该决算表是在河南兴河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项目经理沈建军和河南检修公司项目经理李建支参加下做出的，对于方城风电公司、河南四建公司及其分公司、河南检修公司具有约束力。但是，合同具有相对性，河南四建公司南阳分公司与河南爆破公司签订的合同决定了河南四建公司南阳分公司与河南爆破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方应按照该合同的约定处理双方的纠纷。故该决算审计对河南爆破公司无约束力。
　　三、关于方城风电公司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问题。方城计电公司作为南阳方城23.25MW电场工程的业主，将该工程发包河南检修公司，河南检修公司将该工程转包给河南四建公司，河南四建公司将该工程交给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承建，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又将该工程中的部分工程承包给河南爆破公司施工，河南爆破公司是该部分工程的实际施工人，予以确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因此，方城风电公司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河南爆破公司承担责任。
　　四、关于河南检修公司是否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问题。河南检修公司以总价款8990000的价格承建南阳方城23．25MW电场工程后，将全部工程以8420000元的价款转包给河南四建公司，但保留了对工程的管理权和工程款的结算权，因此，在工程施工及工程款结算中，河南检修公司行使着发包人的权利，应当与发包人即方城风电公司承担相同的民事责任，故河南检修公司应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河南爆破公司承担责任。河南爆破公司请求河南检修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一、被告河南四建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河南省智信爆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工程款1531219.10元，并自2008年7月26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计息至款付清之日。二、被告中电投河南电力检修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人中电投南阳方城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的范围内对原告河南省智信爆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担责任。三、驳回原告河南省智信爆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法院认为：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原审法院判令河南检修公司与河南四建公司；河南四建公司南阳分公司与河南爆破公司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合同均为无效合同，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2、河南四建公司、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河南爆破公司对合同内应支付的款项1285969元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可。3、本案所争主要是河南爆破公司在诉讼中主张增加工程量款815250.10元的问题：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争议增加的工程量是否真实，在于河南四建南阳分公司与河南爆破公司在履行合同中是否对工程进行了变更及最终双方对工程量的确认为依据。2008年7月6日工程竣工后，河南四建公司方城风力发电项目部经理沈建军以书面形式确认河南爆破公司所属合同内的工程结束，尔后，又于2008年11月28日，又给河南爆破公司出具工作量确认书一份，并说明由于实际需要，将道路向山体内移动，另外，设计自然高程与实际高程之间也有较大误差，造成工程量增加如下，石方爆破开挖19873立方米，路面碎石铺填4692平方米，虽然沈建军在庭审中抗辩该工作量确认书属受胁迫所致，但没有举证受胁迫的有关证据，且在此之后也未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补救，现河南爆破公司依此主张权利时，抗辩受胁迫所致的理由缺乏证据支持。据此，河南爆破公司主张增加工程量请求，理由正当，原审法院支持该请求正确，本院予以维持。河南检修公司，方城风电公司在本案所诉中不是合同相对人，原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令河南检修公司，方城风电公司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对河南爆破公司承担责任，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维持。河南四建公司上诉称，河南检修公司、方城风电公司应对河南爆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与法无据，本院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处理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五、与本案及类似案例相关的法规索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二十六条　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转包人或者违法分包人为本案当事人。发包人只在欠付工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
第十条工程设计变更价款调整
（一）施工中发生工程变更，承包人按照经发包人认可的变更设计文件，进行变更施工，其中，政府投资项目重大变更，需按基本建设程序报批后方可施工。
（二）在工程设计变更确定后14天内，设计变更涉及工程价款调整的，由承包人向发包人提出，经发包人审核同意后调整合同价款。变更合同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
1、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2、合同中只有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可以参照类似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3、合同中没有适用或类似于变更工程的价格，由承包人或发包人提出适当的变更价格，经对方确认后执行。如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双方可提请工程所在地工程造价管理机构进行咨询或按合同约定的争议或纠纷解决程序办理。
（三）工程设计变更确定后14天内，如承包人未提出变更工程价款报告，则发包人可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决定是否调整合同价款和调整的具体金额。重大工程变更涉及工程价款变更报告和确认的时限由发承包双方协商确定。
收到变更工程价款报告一方，应在收到之日起14天内予以确认或提出协商意见，自变更工程价款报告送达之日起14天内，对方未确认也未提出协商意见时，视为变更工程价款报告已被确认。
确认增（减）的工程变更价款作为追加（减）合同价款与工程进度款同期支付。

（本文为原创作品，未经作者书面授权，禁止转载）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唐湘凌编著的《中国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例百案评析》。唐湘凌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从事法律职业十余年。其北京建设工程与房地产专业律师团队处理过大量涉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的法律事务，在该领域有丰富经验，欢迎委托处理该领域的法律事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北京国际中心；电话：186-0190-0636，邮箱：lawyernew@163.com）。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命题的若干思考

高军


历史上不同的时期的社会契约论者在解释国家的起源时，首先在理论上基本都作了一种相类似的假设，即人类最初处于一种自然的平等的原始状态，人类出于共同对付自然界及防止人们之间相互侵害等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于是达成契约，让渡出部分权利组成国家和政府。因此，在人民、国家及政府产生的先后次序上，社会契约论者认为是先有人民后有国家和政府。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民的自由、幸福、公共的安全与福利，而绝不是为了管制和压迫人民。从法律地位上来说，按照社会契约论者的观点，国家及政府与个人完全平等，绝不能凌架于个人之上沦为作威作福的工具。
但是，自从有国家诞生之后的人类历史却充分证实了国家和政府似乎始终只是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存在，社会契约论者希望见到的那种理想的国家与政府始终只是乌托邦。因为，“权力会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产生腐败”，权力本身腐蚀性的特点及人类专制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对于权力的过分集中必须非常审慎。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为此他们在理论上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即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并设计了三种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的具体方案。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三权分立的理论在政治上进行了实践并在制度上予以了确立。
在解决了国家权力分立制衡的问题之后，对于个人的自由，启蒙思想家们也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认为，人民让渡权利只是让渡那些组织国家和政府所必须的而不得不让渡的部分，这些被让渡的权利总和构成了国家的权力，但是属于人民基本权利的内容则由人民自己保留，这些被保留的权利就是人民的自由。如果让渡所有的权利，人民将一无所有，最终必将导致专制和暴政。人民让渡出权利组织了国家，但众所周知，国家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集合体，其权力的行使必须通过公众选举的公务员组织的政府来进行。政府则主要通过法律来治理国家，因此，法律应体现公意，应保障人民的自由，而所谓的自由，也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人民的权利靠法律来确认和保障。但是，由于法律自身的缺陷及其他的种种原因，人民自身所保留的权利很难在法律中一一得到体现（例如我国宪法中未规定已为国际公约所确认为基本人权的公民的居住、迁徙、罢工等自由），对此，绝不能理解为对未规定的权利法律就不予保障。对此，在以简约、惜墨如金而著称于世的美国宪法中，美国的开国先贤们怀着深深的忧虑，在权利法案中写入第九条“不得因本宪法列举某种权利，而认为人民保留之其他权利可以被取消或轻忽”及第十条“本宪法所未授与合众国或未禁止各洲行使之权力，皆由各洲或人民保留之”的弹性条款。因此，属于人民保留的权利，不管是法律予以明文确认的或未确认的，均属人民的自由，对此，国家都必须予以保障。
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永远都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动态平衡之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地扩张，国家权力任意扩张的后果必然是个人自由的缩小。国家权力存在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但是为了实现保障个人自由的目的，国家权力有时候必须必要地不得已地“作恶”。但是，国家权力干涉个人的自由必须以法律有明文的规定为限，而法律本身也“只禁止那些会损害社会的行为”，而且法律禁止这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即“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因此，对政府来说，政府的权力必须是有限的，任何一个政府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而不能为所欲为，所有的政府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政府”。对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即无权”，而对公民来说，“法无禁止即自由”。
国家权力干涉个人自由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限，必须是一种不得已而采取的行动，而决不能任意扩大到道德等领域。对于道德领域，有道德、宗教等规范来调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如果国家权力或法律任意干涉，最终只能导致人人自危，造成一种恐怖和产生普遍的伪道德的后果。欧洲黑暗中世纪宗教法庭的统治产生了《十日谈》中的伪道德，中国封建社会“礼教杀人”的历史中产生了大批“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的性格扭曲的两面人，前苏联普遍政治高压下产生的灰色政治幽默等事实足以证明以上的结论。国家权力如果违法侵犯了个人的自由，应由国家对被侵害者予以赔偿，那种“国家无过错”的陈腐观念已被抛入历史的垃圾堆，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赔偿制度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纷纷建立。
另外，对个人自由来说，个人自由不是一种绝对自由，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活动的权力”，法国《人权宣言》将其定义为“在不损害他人之下，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因此，个人在行使自由时不能侵犯国家、集体和他人的自由，必须以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只有这样自由才能真正地得到保障，因为“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自由了，因为其他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以上的理论是完美的，但实践中却远没有那么美妙。尤其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由于封建社会二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及传统文化中国家主义观念的影响以及法律和制度不完善的现状的种种原因，经常会发生诸如警察闯入民宅搜查黄碟、联防队员冲入旅馆房间对同居一室的大学生情侣施以“罚款”的情形，也经常可以看到警察、联防队员在路上随便拦住一个人查身份证、暂住证的情况（如果没有证件很可能被怀疑是“盲流”，最终可能免不了被投入收容站的命运。笔者最近听说有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来东南沿海某城市找工作，因没有暂住证，两次被投入收容站，被赎出后，原先善良的人完全改变了性格，变得很“狼”），甚至还会发生类似陕西少女麻旦旦、山东少女张旦、江苏少女金磊、河北少女吴小玲被强迫承认卖淫的极端事件（详见《法律服务时报》02年11月22日第16版）。这几位可怜的女孩子最终的清白都是无一例外地通过“处女膜完好”的鉴定结论而获得的。这不能不说对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极大的嘲讽，如果一个人的清白必须要通过处女膜鉴定这种原始的、野蛮的、侮辱人格的方式来证明，那只能认为我们这个社会还处于蒙昧的状态。至于说因刑讯逼供而造成的冤狱事件，相信法律界的人士一定不会认为仅仅是极个别的现象，也相信只要留意央视《今日说法》栏目及《法制日报》、《中国律师》等报刊的人对此都不会陌生。……
如何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任意干涉个人自由的情况发生，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所不得不严肃地思考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笔者拙见，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
1．必须制定良好的法律和建立良好的制度
自由只有依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能存在，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制度之间相辅相存不可偏废。“良好的法律”一直是人们所向往的目标，古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在论及法治的第二层涵义时，即指出“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里的所谓“良好的法律”，指的是那种体现公平、正义精神与理性价值的法律。它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公正和真正地体现民意，对此，马克思曾论述道：“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如果制定出的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理性的“恶法”，那么人民的自由又怎么能依靠它来保障呢？
就法律和制度来说，两者之中，法律是基础，但往往制度更直接地对自由产生作用。诚如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小平同志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制度的真谛。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权力如果不被制约，那么权力被滥用侵犯个人自由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且被侵犯者毫无抗争的余地。例如，笔者就有两次在火车上和路上遇到警察查身份证的情形，你根本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因为在强权面前所有的公理都是苍白的，“枪炮说话的时候，缪斯保持沉默”，换句咱们中国的古语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另外，对自由来说，人类的历史已证实，自由往往只是一种奢侈品，仅仅只存在于现代社会中。而现代社会中，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者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割裂任何一个方面其他方面都不可能存在。如果不同时具备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法治社会三个条件，这个社会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近思我国的情况，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确立起来。在法制建设方面，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略，并将其写入党章和宪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现改革一度曾被提起后又被搁浅，至今一直未被提及。事实上，如果政治体制上的一些弊端不革除，仅仅靠颁布大量的法律法规绝不可能切实解决当前的清除腐败、保护国有资产不被侵吞、消除社会分配严重不公、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与自由等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也不可能因此而过渡到现代社会，因为法律颁布后如果不被遵守的后果往往比没有法律还更要糟。到了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已落到我们的肩上。是主动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实现社会公平，消弥社会危机和动乱的因子，还是继续待下去，最后，被动地选择改革。近代中国从戊戍维新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以及近代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应该可以作为可资借鉴的经验。古希腊谚语说得好“愿意的，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命运推着走”，值得我们深思。
2．必须对人民进行启蒙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无法在一个民众观念落后、守旧的国家生根，自由之花也同样无法在一个民众不知民主、自由、权利为何物的国度盛开。因为，“实现政治自由的最大危险不在于宪法不完备或者法律有缺陷，而在于公民的漠不关心”，因此，我们全面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人民的权利意识与法律意识。当前，也进行了一些诸如“扫盲”、“送法下乡”、“普法”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往往只注重形式，流于走过场，例如，“扫盲”仅仅就是教“文盲”识几个汉字，普法往往就是发几个法律法规单行本或宣传资料，解答群众几个诸如离婚、继承、家庭暴力、财产纠纷等法律咨询，然后新闻媒体报道一下就完事了。实际上，真正的扫盲应是不仅“文盲”要扫，“法盲”、“权利之盲”更应该扫，“普法”也不仅仅是要做以上的那些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是要让群众从中理解法律的原则与精神，从而培养出信仰法律和服从法律的习惯。因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守，仍然不能法治”（亚里斯多德语）。而且，伯尔曼也说过：“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是警察。”
近代中国从严复提倡“改造国民性”到梁启超鼓吹“新民说”，再到鲁迅先生弃医从文，梁漱溟先生身体力行搞“乡村教育”，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孜孜地追求着对民众启蒙的梦想。孙中山先生则在政治上具体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步骤。所谓“军政”即武力统一全国；“训政”即在全国统一后，国民党“以党治国”来充当国人的保姆，培训国人去逐渐适应民主政治，以培训国人具备民主社会中人们所必备的基本素质，最终以实现“宪政”的目标。但孙先生过早辞世，他所依赖的国民党后来变质，不再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富有朝气的国民党，“训政”也被歪曲沦为蒋氏独裁的法宝，孙先生的伟大设想也终成空谷绝响。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瓜分豆剖”的严峻形势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极大的压力，对中国的知识的分子来说，严峻的形势迫使反帝往往倒反封建、救亡压倒启蒙、革命声浪淹没改良呼声。急切严峻的形势使得启蒙的重要性无法为民众所重视也使得知识分子们无法专注于搞民众启蒙，因此，启蒙的任务始终也未能完成。
反思我们的近邻日本，近代日本从1856年“黑船事件”被迫开关后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与中国完全相同的历史命运。日本选择的是通过“明治维新”，是我们传统教科书所批判的那种自上而下发生的改良运动而不是备受赞美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的方式来自救自强。通过明治期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大大地改造了原本愚昧不堪的日本国民。明治政府主动地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并以此使列强放弃了对日本的治外法权。明治政府种种措施的采取，使日本在迅速强盛挤身西方列强的同时，既避免了革命的破坏而且又保存了国家的传统和权威。明治维新对西方文化采取的是全盘引进的，先吞下去再慢慢消化、吸收的方式。也许是严峻的形势和急于改变日本落后挨打的命运的压力，使得先进的日本知识分子无法去仔细思量、鉴别，也许是全世界只有日本这个民族才可以这样去移植异质文化，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移植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排斥现象，但是，日本最终移植成功了。而我们“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从近代一直争论到当前，问题却依然存在而且严峻。近年来，法律界也兴起了“法律移植”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历史上中西文化之争的延续和进一步具体化，至今也没有也决不可能有定论。但是，历史的经验和当前的形势告诉我们，争论是无益的，对于已经成为公理的或为国际公约所包含的或为文明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先进的理论、观念和制度，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大胆地吸收。继续进行“体用之争”的争论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引进西方文化，关键是应该行动了。
（谈到启蒙的问题，我是学历史的，联想到日本明治维新、韩国知识分子将韩国民众的开化归功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以及魏源《海国图志》在中国和在日本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中国正统学术观点对待基督教的态度等等中外历史，使我不能自己，写了这么多题外话，有点跑题，见笑了！）
3．必须依法执法
政府必须依法执法，“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权力必须都有法律依据，必须有法律授权。”过去，我们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无法可依”，现在由于改革开放进行了二十多年，大量法律法规的颁布使“无法可依”的时代已基本成为历史，现在突出的情况往往是“有法不依”。对于有法不依和以执法为名任意侵犯人民自由的枉法裁决者，耶林认为，“执行法律的人如变成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恶”。
依法执法首先要求执法者严格按照实体法规定执法，而不能任意扩大和自我授权。同时它还要求执法者必须严格依据程序执法，没有程序的公正，实体公正的价值往往被削弱殆尽。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要求正义，而且还要求“看得见的”正义，因此，宪法与法律中必须确立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明确规定程序违法亦违法，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此外，依法执法还要求对执法者所拥有的行政权力从法律和制度上都必须予以必要的约束，尤其是对行政权力中管辖范围最广泛、最直接地与公众接触的警察权力必须予以制约。例如我国的公安部门，主管包括治安、交通等行政的、以及刑事侦查的工作。在行政管理方面，对于严重违法者，公安部门自已即可决定对其处以时间长达三年之久的劳动教养，而且到期后，还可以决定再延长一年！在刑事侦查中，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属大陆法系职权主义模式，在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中的保障社会安全的价值与保障人权的价值问题上首选安全价值，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部门赋予了极大的职权。除了逮捕这一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严厉措施需提请检察机关批准之外，其他所有的强制措施和侦查手段（包括剥夺公民自由最长可达37天之久的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和窃听等极容易侵犯公民自由的侦查手段）的采用，均由其自行决定，而不像一些西方国家的警察那样须事先取得法官签发的令状后方可采取。而且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的原则并未得到完整的落实，刑诉法也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讯问时律师到场权等权利，那么，在“口供至上”、“有罪推定”等传统观念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审判政策的支配下，稍一不慎，极容易侵犯个人的自由。
4．必须选择合格的执法者
先贤荀子曾说过，“徒法不足以自行”。因为“所有的法律制度都苦于需要依靠个别的人来使法律机器进行运转和对它进行操纵。”因此，选择合格的执法者对一个法治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对此，柏拉图曾论述道：“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良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剥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因此，把好用人关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将人民所赋予的权力交给那些心术不正的、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不知人民权利和自由为何物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发生那种凌架于人民之上，任意发号施令与侵犯人民自由的事情实乃当然的结果。对于执政者来说，执政者必须具备高的专业素质与个人品德修养，“为政在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用人不当，则会发生那种虽然建立了现代制度，但“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手中变成一堆废纸”的后果。而且，如果人们总是得到一种“政府都不守法”的法律经验，将会从根本上摧毁人们关于法律的信念。反思我们社会中流传的“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还真的不行”的用人方式、论资排辈的思维习惯以及腐败日益漫延的社会现实，我们社会的用人方式是否应该改一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