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人民政府


津政令第115号



天津市促进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规定



公文内容：
　　《天津市促进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规定》 已于2007年3月27日
经市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7月1日
起施行。

　　　　　　　　　　　　　　　　市长　戴相龙
　　　　　　　　　　　　　　　二OO七年五月十五日


　　　　　　 天津市促进旅游资源整合开发规定

　　第一条 为了促进本市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 推动旅游业的
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
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范围内从事旅游规划编制、 旅游资源整合利
用、旅游项目开发建设等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旅游资源，是指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开发利用，具
有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自然资源、历史人文资源和
其他社会资源。
　　第三条 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 应当坚持政府主导、统筹规
划、政策扶持、市场运作的原则。
　　第四条 市和区、 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资源整合开发
的领导，统筹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整合利用，改善旅游业发展环境，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市和区、 县人民政府设立的旅游发展资金，应当发
挥对旅游宣传、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和重点旅游建设项目的引导支
持作用，并根据旅游业发展的需要逐步予以增加。
　　第六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协调
推动本市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
　　市发展改革、建设管理、规划、财政、国土房管、交通、商
务、环境保护等相关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旅游资源整合
开发的保障工作。
　　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推动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资
源的整合开发。
　　第七条 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应当符合市旅游发展规划、 城市
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突出本市历史文化名城、北方经
济中心、国际港口城市和生态城市的特点，全面整合、深度开发
近现代历史文化人文资源和山河湖海泉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
并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统一。
　　第八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市旅游发展规划、
特色专项旅游规划和旅游区域合作规划。
　　区、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市旅游发展规划，编制本区域
旅游规划，经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实
施。
　　第九条 编制旅游规划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的有关规定， 组
织论证并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旅游规划可以邀请有关专
业机构参与编制。
　　第十条 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市旅游发展规划， 会同有
关部门制定重点旅游建设项目目录，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
会公布实施。
　　重点旅游建设项目应当纳入近期建设规划。
　　第十一条 制定重点旅游建设项目目录， 应当将项目开发建
设可以享受的优惠扶持政策和所涉及的审批事项、审批期限一并
予以明确。
　　对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重点旅游建设项目，可以给予重点扶
持。
　　重点旅游建设项目的开发主体确定后，发展改革、规划、国
土房管、环境保护等相关部门应当按照重点旅游建设项目目录要
求，保障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
　　第十二条 重点旅游建设项目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的， 由有关
部门纳入相关规划统筹解决。
　　第十三条 重点旅游建设项目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 在全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年度计划指标内优先解决。
　　第十四条　对重点旅游建设项目所涉及的相关税收和行政事
业性收费，可以根据情况给予适当的优惠或者减免。
　　第十五条 投资在2亿元以上的大型主题公园类型的旅游项目，
门票和游艺项目收入按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第十六条 市服务业引导资金和交通、 城建、园林、科技、
水利、环境保护、文化等专项资金，应当对具有旅游功能的开发
建设项目给予适当支持。
　　有关部门对旅游资源开发建设项目进行审批时，应当首先征
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十七条 港口、 铁路、民航、海关、边检等部门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协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推动旅游包机、旅游专列和大
型邮轮旅游的开展。对通过包机、专列和邮轮大量招徕游客的旅
游企业和个人，从市旅游发展资金中给予奖励。
　　鼓励和支持开发生产具有本市特色的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
从市旅游发展资金中给予相应奖励。
　　第十八条 文化、 工业、农业等相关部门应依托行业资源优
势，积极开发文博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红色旅游等专项
旅游产品。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导专项旅游产品的开发，加强专
业指导，推动相关资源的整合利用和专项旅游产品示范点的建设。
　　第十九条 对下列具有本市地方特色、 历史文化内涵和参观
游览价值的场所和设施，应积极创造条件增加展示和参观内容，
定时向游客开放：
　　（一）风貌建筑、名人故居；
　　（二）历史名校；
　　（三）工商业遗址、老字号商铺；
　　（四）民间工艺作坊；
　　（五）开启型桥梁、水幕电影、广场音乐喷泉等公益性设施。
　　第二十条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信息化主管部门加快
本市旅游业信息化建设，促进信息技术在旅游资源开发建设等领
域的应用。
　　第二十一条 道路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优先安排旅游区 （点）
至市区、交通枢纽地区的道路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合理设置旅游
停车站(场)以及交通引导标示牌等旅游配套设施，改善旅游交通
客运条件。
　　第二十二条 旅游区（点） 门票价格及周边停车场等服务设
施的收费标准，依其关系社会公众文化生活的重要程度，实行政
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在确定旅游区（点）门票价格及服务设施
收费标准时，应当听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



隐私权保护立法刻不容缓

张旭科
（中国矿业大学法学系 江苏徐州 221008）


自实行依法治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广大公民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提高。但是必须看到，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我国法律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近年来，人们保护“隐私”的意识增强，因隐私权引起的诉讼增多，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如1999年，在湖南各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湖南某外语外贸学院的男女学生因在女生宿舍同床过夜被学校开除而向法院以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诉讼案”；受社会普遍关注的“张萍诉新疆石河子市某医院允许实习生见习对其进行的下体检查精神损害赔偿案”；近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同时被社会各界关注的“女大学生因怀孕被学校开除而告学校侵犯其隐私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案”，等等。
但是对于隐私权，法律尚无具体的规定，如何保护隐私权成为了法律界争相讨论的一大热点、难点问题。此外，一方面是现实中侵犯隐私越来越成为非常频繁的侵权事件，有关诉讼与日俱增；另一方面是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因而隐私权保护问题也成为了中国法制的一个尴尬问题。
综观世界各国法律的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方面来阐述：
一是大陆法。这以法国、德国这两个国家为典型。大陆法系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像英美法对判例的援用一样落后，法、德两国在自己国家的民法典中明确规定了“任何人有权使个人生活不受侵犯”、“法官在不影响赔偿所受损害的情况下，得规定一切措施，诸如对有争议的财产保管、扣押以及专为防止或停止侵犯个人私生活的其他措施。在紧急情况下，法官得紧急下令采取以上措施”。此外，大陆法传统也包括如下内容，在问题没有发生以前，制定强有力的制度予以预防。如在数据保护领域，这一解决方式最初为北欧国家采纳，并随后影响了英国、加拿大这些普通法国家。
二是英美法。英美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有直接保护和间接保护两种模式：
（一）直接保护方式，如美国。在美国，作为新的侵权行为类型，隐私权的发展由三条线索合成：侵犯隐私这一新的侵权行为的创设，宪法学说的发展，州与联邦层面制定具体立法的举措。美国直接保护隐私的做法是：其一是联邦最高法院宣称在宪法中存在一般隐私权的事实；其二就是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是直接认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并责令侵权行为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
（二）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由于该国立法的原因，隐私权在英国的发展并不像在美国那样繁荣，在英国国内法中是没有对一般隐私权的直接规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没有为隐私权提供法律保护。英国对于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不直接定为侵害隐私权的侵权行为，而是认定为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如名誉、信息侵害的赔偿等等。
三是北欧法律。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对隐私予以保护是其最著名之处，通常认为瑞典是这一方式的代表。瑞典采用的是古老的政务公开原则和现代的数据保护立法。政务公开原则已写入1766年瑞典宪法，尽管在一开始，这项规定并没有打算成为保护隐私权的措施，但行使隐私权的人却已经通过它来检查与其有关的记录。瑞典于1973年颁布《数据保护法案》，规定了监控对象接触自动处理的个人数据的一般权利，这体现了解决由公私领域的数据处理体系提出的隐私问题的现代方法，但是这一权利也有缺陷，就是其仅仅依赖于上述方法。虽然北欧国家对隐私权的保护通过公开原则和具体的数据保护立法的方式，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保护方式在北欧国家是不存在的。如挪威自从1899年以来就有禁止侵犯“私人生活安宁”的刑事立法，并且其案例法的发展与美国相似。
总之，在1890年美国法学家布兰蒂斯和华伦在哈佛大学《法学评论》上发表《隐私权》一文之后，世界各国逐渐认识了隐私权及其重要性，各国法律陆续确认其为人格权，并加以严格的法律保护，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隐私权。
然而，在我国，对于隐私权，因为1986年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由于立法者对隐私权还没有充分的认识，没有将隐私权规定为公民的人格权，所以在我国法律上的渊源目前为止虽然部分可求助于宪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但在事实上，我国的宪法具有其规定一般都要经最高法院解释后才在具体的案件中引用的局限性，因而如果隐私权只停留于宪法的抽象人格权上，那么对它的保护将始终有所缺陷。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但是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或规定了隐私权只是一种“人格利益”。再者，随着电脑与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隐私权问题在现代社会将会更加尖锐起来，这就会导致笔者前面所述的立法上的严重缺漏与司法的无所适从。
有学者称，在我国的一些民法特别法中对隐私权的规定（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0规定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规定了禁止用侮辱、诽谤、宣扬隐私等方式损害妇女的名誉和人格；在《残疾人保障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都设置了保护残疾人、消费者和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文，其中都包含隐私权保护的内容等），是应当依照、可以参照的，直接按照侵害隐私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是完全有法律根据的。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这仅仅是针对社会中的特殊群体（未成年人、残疾人等）的一些规定，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适用的，也就是不是普遍适用的问题。此外，在这些民法特别法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括，并且它们也没有规定哪些隐私应该得到保护，哪些行为构成侵犯隐私权等等。在事实上，许多侵害隐私行为就都无法追究民事责任，如刺探他人私人情报信息，擅闯他人私人住宅，跟踪私人活动，等等。
基于以上考虑，笔者建议：我国的立法机关尽快进行隐私权保护的立法，完善我国隐私权的法律直接保护制度。
一、对为何要选用直接保护方式的几点说明
（一）与直接保护方式相对的就是前面我们所提到的英美法间接保护方式，如英国一样，间接保护方式将隐私权按照其他类似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虽然这样也能够起到对隐私权的保护，但这种保护方式存在着一种缺陷那就是手段的脆弱性，也就是说长期将隐私权寄托于其他权利中，忽略它的特殊性，则会造成保护手段失衡，没有相对严厉的特殊手段保护。
（二）在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也是采用类似于英美法的间接保护方式，把揭露与宣扬个人隐私解释为侵害名誉权，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隐私权与名誉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范畴，无论在权利的性质、主体、客体及侵权手段和保护上都存在着质的差异，如名誉权的侵犯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标志就是社会评价的降低，也就是“造成一定影响”，然而对隐私权的侵犯是不以社会评价是否降低为标志的。而从法律制度上加以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这就可以避免在部分现实的司法中，由于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款可援用，法官一般在隐私权的救济上采取谨慎的态度，万不得已则靠名誉权或“人格尊严”的规定判决的奇怪现象。
二、对完善我国隐私权立法的几点构想
（一）明文规定隐私权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利，而非“人格利益”。
我国《民法通则》并未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造成在司法上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通过名誉权对隐私权进行间接保护，由于二者存在质的不同，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不必然侵犯名誉权，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维护隐私权。所以，笔者建议，立法应参照世界各国立法，尽快把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在立法上明确规定。
（二）立法应明确界定隐私权的主客体。
1、隐私权的主体。任何权利都有一个权利的主体，权利主体是享有权利的人或组织。一般是个人（公民或自然人），也包括其他团体、社会组织以至国家。而隐私权的主体则为个人。我们认为，法人不应划入主体范围，因为隐私权的本意所要保护的是自然人的自由与人格尊严，法人是没有自然人的人格尊严，法人的“隐私”也就属于商业秘密。此外，笔者认为，只有自然人生存时才享有隐私权，死者是没有隐私权的。因为当自然人死亡后，其个人利益随着本身物质载体的终止而消亡，事实上也不具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并且死者无权利能力，同时由于权利主体与客体的一致性，这些都说明死者不是隐私权的主体。基于以上考虑，建议立法机关规定“隐私权侵犯之诉讼，仅得由其隐私权受到侵犯之人而仍生存时主张”。
2、隐私权的客体。权利的客体专指某种物，它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隐私权主要包括三大类，即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及私人领域，其中私人信息属无形的隐私，主要包含个人情况，结合我国实际，应当有医疗记录、身体缺陷、健康状况、女性三围、财产状况、宗教信仰、过去经历（尤其犯罪记录）、财务资料、犯罪被害人资料、招致误导的情节等等；而私人活动则属于动态的隐私，如社会交往、夫妻性生活、婚外恋等等；再者是私人领域，也称作私人空间，如个人日记、居室等，同时也包括个人隐秘部位，如人体生殖器和性感器官。以上对隐私的客体所采用的是列举的方法，但是在立法上这种列举的方式不可能穷尽一切可能的内容。所以，建议在立法上对隐私进行抽象的原则式规定。对于隐私的抽象的原则式规定，笔者认为立法可采用王利明先生的观点：“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它比较准确地揭示了隐私的本质特征——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隐私就一定意味着权利主体存在着有所“隐”与有所“不隐”，在“私”则“隐”，为“公”则“显”。如果根本就无所谓“公”或无所谓“私”，也就不必谈什么隐私。
　（三）立法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方法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予以具体化。
笔者认为，1967年国际法学会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范围内的法学权威参加的会议上有关隐私权的声明中所主张的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在我国立法时值得予以援引。虽然迄今为止，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尚没有法律效力，但是它们无疑是有道理的。这十种相对具体的权利是：1、对他私人、家庭生活的介入；2、对他身体或精神独立性，或道德与智识自由的干预；3、对他荣誉或名誉的攻击；4、被置于不实的公众印象中；5、披露他私人生活中与公众不相关的令人窘迫的事实；6、使用他人姓名、身份与肖像；7、监视、打听、干扰；8、干涉他的通讯；9、披露他在职业秘密领域所发出或接收的信息；10、非法使用他书面或口头形式的私人通讯。此外，立法应再作“其他侵犯他人隐私的行为”的概括性规定。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在如今这个网络经济中，每个人都与网络相连，各种数据信息以无法想象的速度在INTERNET上交流和传播。因而对于在这一方面的个人隐私的保护，也是在发展网络经济过程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课题。笔者认为，在互联网上的个人隐私，除应通过技术手段（如防火墙）来保护外，可以借鉴北欧法律的数据保护立法，在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加以规定，从而通过法律上的追究侵权责任加以具体保护。